王國維說“欲一旦掃除而廓清之，吾知其難也”，為此他呼籲：“是在有教育之責者有以漸而化之矣”。
王國維所憂心和批評的存於國人及學生中的“陋劣根性”，可以簡單地理解為以裙帶關係露麵的地方保護主義下的產物。他的擔憂，放在逐步全球化的今天，仍未過時，且具有現實意義。
裙帶關係，已由最初的因自己的妻子或其他女性親屬的關係而獲得官職，轉變為泛指因親緣、鄉緣或友緣關係而獲得政治、經濟、工作、事業上的利益，包括領導人對效忠者、追隨者給予特別的照顧、庇護、提拔和獎賞。裙帶關係犧牲的是社會的公平和公正，破壞的是社會的公信力。當它擴散開來且不能得到有效抑製時，就會引發社會動亂，從而動搖政治穩定。從性質上來看，它危害的是社會。地方保護主義，從國家的角度來說指的是，地方政權機構及其成員，違背國家的政策、法規，濫用或消極行使手中權力以維護或擴大該地方局部利益。往小了說就是，為了一己之私而漠視或不顧整體利益。地方保護主義犧牲的是整體利益，破壞的是整體賴以生存的土壤，帶有全局性。從國家的角度來說，它帶來的是整個國家的消亡，危害的是整個國家。因而，正如王國維所指出的那樣，它是一種“陋劣根性”。因其“根柢遠存於千百年以前”，也就可以說它是造成國人淪為“一盤散沙”的罪魁禍首。
作為深受西方思想影響且有投身事業之誌之人，王國維的洞察力顯然超出常人，故能夠看出問題症結之所在，並且能想到解決問題的辦法——把希望寄托在學生身上，通過教育讓他們相信團結就是力量，合作就能共贏。如此和衷共濟，則外可抗敵之侮，內可共建美好家園。可是，當他把目光轉到教育層麵上時卻發現，教育界本身恰恰又是地方保護主義的“踐行者”。這就不能不讓他感到痛心疾首了。為此，他不由地發出驚歎：“以中國之大，當事及學者之眾，教育之事之亟，而無一人深究教育學理及教育行政者，是可異已。”他呼籲中國學者關心教育，因為教育是當下中國的急事，必須有人從教育原理和教育行政等方麵進行研究，才有希望取得進步。他的這種呼籲，其中所包含的亟須研究的內容，不但在當時，在今天恐怕也少有人能窺出其真諦來。
1906年，王國維寫該文章時，並沒在教育界任職，而是隨羅振玉進京，並暫住羅家。該年八月份，其父病故，他又趕回老家為父親守喪。因而，此時對於教育界來說，他完全是名局外人。故而在文中才有這樣的文字：“以餘之不知教育，且不好之也，乃不得不作教育上之論文，及教育上的批評，其可悲為如何矣！”這就是他的憂生憂世情懷的充分說明。當時中國教育界的現狀的確讓人感到“可悲”。而能看到這些現狀的“可悲”的竟然是名局外人，也就讓人複加可悲了。
在文中，王國維還寫道：“使教育上之事，餘輩可以無言，即欲有言，而有人代為言之也，則豈獨我中國教育之幸哉？亦餘個人之私幸也！”他所說的是，教育方麵的事，他們這些局外人可以不用發表評論。如果有話想要說出來，而已有人出麵表達出來，那麼，這不僅是中國教育上的幸事，也是他本人的幸事。這其中，進一步體現了他的憂生憂世的情懷，還體現了他的大局意識，屬於知識分子經世濟民、兼濟天下的範疇。由此可推及的是，他所批評的存於國人中的“陋劣根性”，並不指的是否定國人建立在親、鄉、友、愛之上的諸種情誼。親情、鄉情、友情和愛情等，都是人際關係中不可或缺且最珍貴的情感。它們都屬於人的品質範疇。在特定的條件下，它們能起到凝聚人心，克服困難、增強幸福的積極作用。當人遠離祖國時，它就是一種愛國情懷；遠離故土時，它就是濃濃的思鄉情懷……由此可見，這些情懷所起的都是凝聚作用，而“陋劣根性”所起的都是破壞作用。至此，也就把人的品質和人的私欲區別開來。反過來看，王國維批評且要根除“陋劣根性”的主張，恰是他愛國情懷的一種體現。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王國維在文中提到了“人類同胞”（即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思想，並且他是支持這一思想的。由此，既可窺出他的思想受到了當時西方“大同思想”的影響，也可窺出他的思想境界超脫了那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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