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上世紀70年代末、90年代初之後，從2004年開始，關於改革的第三次大爭論已經兩年多了。有學者指出，幾乎所有過去曾經取得改革共識包括方向上的共識，現在都麵臨斷裂。亦有學者將其概括為四個層麵的爭論：一是意識形態之爭，二是價值取向之爭，三是利益取向之爭，四是表達範式之爭。同時有研究指出，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正在形成這樣的一個社會並且逐漸定形：一是結構定型，即窮富強弱現在已塵埃落定，涇渭分明；二是精英聯盟，即權力、經濟和知識精英已經結盟；三是寡頭統治，即種種反民主的言行開始出現；四是贏者通吃，即一個人隻要在一個領域獲得優勢，就可以在其他領域暢通無阻。改革，進入關鍵點，甚至會成為拐點，已經越來越為社會所關注。
改革，意味著利益的再調整，也就預示著集團間的角力。魯迅說過，“在中國，搬動一把椅子都是要流血的”。盡管時代不同，但改革背後的利益爭奪始終存在。“改革的動力確實不足了，原因在於不像過去改革是大家都受益，現在改革改到壟斷部門，壟斷部門當然動力不足了。”
圍繞著廣電的法製、體製、組織、技術四個核心問題，我們和許多研究者一樣，給出了大同小異的思考：完善法製，賦予新聞履行均衡、完整社會功能的權利和義務；再造體製，保障嚴肅新聞在市場環境下的經濟獨立、自主；調適組織，促使新聞生產適應現代信息生產敏銳、高效的競爭要求；提升技術，迎接媒介融合時代的到來。但是一些年來，如同當下許多圍繞改革進行的研究一樣，“應當如何”往往下筆萬言，一進入“將會如何”就會發現舉步維艱，尤其在法製、體製層麵。這種無奈，是否真如有學者所言，“這在中國其實是一個常識，權力捉弄權利”？如此，又是哪些權力捉弄了誰的權利？
2006年2月25日，在清華大學舉辦的主題為“如何理性地反思改革”的研討會上，有學名顯赫者提出“改革必須補償現有利益群體，否則改革就進行不下去”，“改革使得相對利益受損最大的應該是領導幹部，其次是工人，接下來是農民。”向畸形權力體係下的既得利益集團“補償”是否道德暫不討論，但要繼續推進改革的最大利益“受損者”是領導幹部倒是實話。於是，權力就此化為改革的阻力。這種阻力體現在此起彼伏的礦難背後，體現在扶搖直上的房價裏麵，體現在壟斷集團的高收入上。
廣電的事業性質、企業化經營，決定了改革的阻力也被分為兩類。在技術範式轉換、組織結構調整的企業行為層麵，其阻力主要來自關係的重新理順，並且受市場的壓力和改革後的收益吸引，改革的動力要大於阻力，這兩項改革隻是時間問題；而在體製再造、法律保障的事業布局層麵，作為壟斷的壟斷，廣電改革的阻力構成相對複雜。在第一層壟斷上，廣電改革的根本阻力來自於外部利益集團，對他們而言，體製、法製上的改革成本無法承受，這也是若要繼續推進改革，就“必須補償現有利益群體”的內在邏輯；在第二層壟斷上，廣電變革的另一阻力來自廣電本身，甚至是大部分普通記者，他們一方麵希望獲得更多的權力和權利，提高近年來直線下降的社會地位，另一方麵又希望保全市場壟斷帶來的經濟利益。改革，正在變成了一個各方討價還價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