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也是一個喜歡舞筆弄墨的人，常常寫點所謂散文。古人說：“文章是自己的好。”我也並不能例外。但是有一點差堪自慰的是，我多少有點自知之明，我並不認為自己所有的文章都好。大概估算起來，我喜歡的隻不過有十分之一左右而已。為什麼有的喜歡、有的不喜歡呢？是好是壞自己什麼時候才知道呢？自己喜歡的同讀者喜歡的是否完全一致呢？這是每一個寫文章的人都會碰到的問題。
為了解答這些問題，我舉一篇散文：《春歸燕園》來說明一下。
這是一篇自己比較喜歡的東西，是在1978年秋末冬初寫成的。為了說明問題，必須回到16年前去。在這一年春天，我寫了一篇《春滿燕園》。這一篇短文刊出後，獲得了意料之中的又似乎出乎意料的好評和強烈的反應。
我的學生寫信給我，稱讚這一篇東西。許多中學和大學課本中選了它當教材。以後有幾年的時間，每年秋天招待新生入學時，好多學生告訴我，他們在中學裏讀過這篇東西。
這一篇東西是在什麼心情支配下寫成的呢？
這就必須了解當時的政治環境。從1957年所謂反右開始，極“左”的思潮支配一切，而且是越來越“左”。在那以後兩年內，拔白旗、反右傾，搞得烏煙瘴氣，一塌糊塗。同時浮誇風大肆猖獗。關於糧食產量，誇大到驚人的程度，而且還號召大家迎接共產主義的來臨。接著來的是無情的懲罰：
三年饑饉。我不願意用“自然災害”這個常用的詞，明明絕大部分是人為的浮誇風造成的災害，完全推到自然身上，是不公正的。到了1962年，人們的頭腦似乎清醒了一點，政策改變了一點，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也開始有點落實。廣州會議，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脫帽加冕的講話像是一陣和煦的春風，吹到了知識分子心坎裏。知識分子仿佛久旱逢甘霖，仿佛是在狂風暴雨之後雨過天晴，心裏感到異常的喜悅，覺得我們國家前途光明，個個如處春風化雨之中。
我算是知識分子之一，這種春風化雨之感也深深地抓住了我，在我的靈魂深處萌動、擴散，讓我感到空前地溫暖。這一年春天我招待外賓的任務特別繁重，每隔幾天，總要到北大臨湖軒去一趟。當時大廳的牆上掛著一張水墨印的鄭板橋的竹子，上麵題著一首詩：
日日紅橋鬥酒卮
家家桃李豔芳姿
閉門隻是栽蘭竹
留得春光過四時
我非常喜歡這最後兩句詩。我有時到早了，外賓還沒有來，我坐在客廳的沙發上細味詩意，悠然神往，覺得真是春色滿寰宇，和風吹萬裏。而且這個春光還不是轉瞬即逝的，而是常在的。我又想到天天早晨在校園裏看到學生讀書的情景，結果情與景會，有動於衷，就寫成了那一篇《春滿燕園》。這是我比較喜歡的一篇東西，一寫出來，我就知道，我個人感覺，它的優點就在一個“真”字。
但是，還沒有等我的喜悅之情消逝，社會上又開始折騰起來了。“極左”的東西又開始抬頭。到了1966年就出現了人類曆史上獨一無二、空前絕後的悲劇：所謂“文化大革命”。有不小的一部分人，人類的理智喪盡了，荒謬絕倫的思想方式和邏輯推理主宰了一切，中國曆史上最糟糕的糟粕；深文周納、斷章取義、造謠汙蔑、羅織誣罔的刀筆吏習氣成了正統。古人說：“黃鍾毀棄，瓦釜雷鳴”，大概就是這種情況吧！不知道是哪一個“天才”（更確切地說是絕大的蠢材）發明了，隻要是“春”字就代表的是資本主義。春天是萬物萌生的時期，喜歡而且歌頌春天是人類正常的感情，現在卻視“春天”為蛇蠍，可見這一場“革命”違背人情，擾亂天理到了什麼程度！誰要是歌頌春天，誰就是歌頌資本主義。誰要是希望春光常在，誰就是想搞資本主義複辟。我不但歌頌了春天，而且還要“春滿燕園”，還要春光永在，這簡直是大逆不道，膽大包天，胡作非為，十惡不赦。1966年6月4日我從“四清”的基地奉召回到北大參加“革命”。第一張批判我的大字報，就是批判《春滿燕園》的，內容是我上麵說的這一些。我當時的政治覺悟是非常低的，我是擁護“文化大革命”的。即使是這樣，當我看到這一份大字報的時候，我心裏真是覺得十分別扭，仿佛吃了一肚子蒼蠅似的，直想作嘔。為什麼最美好的季節春天竟成了資本主義的象征呢？我那一篇短文的“罪狀”還不僅僅是這一點。我裏麵提到學生的晨讀。在“英雄們”的詞彙中，這叫做“業務掛帥”、“智育第一”，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義”。我也完全不能理解，學校之所以要開辦，就是讓人們來念書，來研究，在學校裏為什麼一提倡念書就成了修正主義呢？我站在那裏看大字報，百思不得其解，不由得“哼”了一聲。然而就是這發生在十分之一秒鍾內的一“哼”，也沒有逃過“革命小將”的注意，他們給我記下了一筆賬，把這一“哼”轉變為繼續批判我的彈藥。我這個人屬於“死不改悔”那一類。等到我自己跳出來反對那一位臭名昭著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的時候，我的罪名就更多了。所有的“文化大革命”使用的帽子，幾乎都給我戴上。從那以後，經過了上百次的批鬥，我的罪名多如牛毛，但是宣傳資本主義複辟和業務掛帥成了藥中的甘草，哪一次批鬥也缺不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