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後是漫長的黑暗的十年。在這期間，我飽經憂患，深深地體會到古人所謂世態炎涼的情況，我幾乎成了一個印度式的“不可接觸者”。我在牛棚裏住過八個月，放出來後，掃過廁所，掏過大糞，看過電話，當過門房，生活介於人與非人之間，革命與反革命之間，黨員與非黨員之間，人民與非人民之間，我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中間人物”，這樣的人物我還沒有在任何文學作品中讀到過（印度神話中的陀商古也隻能算是有近似之處），他是我們“史無前例的”什麼“革命”製造成的，是我們的“發明創造”，對我們偉大的民族來說，是並不光彩的。這種滋味沒有親身嚐過者是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的。我親身嚐過了，而且嚐了幾年之久，我總算是“不虛此生”了。我希望有朝一日能有一個偉大的作家能寫上一部百萬字的長篇小說，把“中間人物”這個典型，描繪出來，這必然會大大地豐富世界文學。
我是不是完全絕望了呢？也不是的。有一度曾經絕望過，但不久就改變了主意。我隻是迷惑不解，為什麼有那麼一些人，當然不是全體，竟然瘋狂卑劣到比禽獸還要低的水平呢？
我說沒有完全絕望，是針對全國而言的。對於我自己，我的希望已經不多。我常常想：我這一生算是玩完了。將來到農村裏一個什麼地方去勞動改造，以了此一生。但是對於我們國家，我眼前還有點光明，我癡心妄想，覺得這樣一個民族絕不會就這樣墮落下去。在極端困難的時候，我嘴裏往往低聲念著雪萊的詩：
既然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
我為了歌頌春天，吃夠了苦頭，但是我是一個“死不改悔”的“死硬派”，即使我處在“中間狀態”，我想到的仍然是春天，不管多少“人”討厭它，它總是每年一度來臨大地，絕不遲到，更不請假。我仍然相信雪萊的話，我仍然相信，春天是會來到的。
到了1976年，晴天一聲霹靂，“四人幫”垮台了。這一群人中敗類終於成為人民的階下囚。昔日炙手可熱的威風一掃而盡。有道是：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男女老少拍手稱快，買酒相慶。當時正是深秋時分，據說城裏麵賣螃蟹的人，把四個螃蟹用草繩拴在一起，三公一母。北京全城的酒，不管好壞，搶購一空。人人喜形於色，個個興致勃勃。
我深深體會到，人心向背，是任何人也改變不了的。
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人民有過不少樂事，但像“四人幫”倒台時的快樂，我還沒有經曆過。我們的人民不一定都知道“四人幫”的內幕。但是他們那種倒行逆施，荒謬絕倫的行徑，人民是看在眼裏的。當時社會上流傳著許多謠言、流言或者傳說，不一定都是事實，但是其中肯定有一部分是真實的。即使不真實，也反映了人民的真實情緒。有一條古今中外普遍能應用的真理：人民不可侮。可惜，“四人幫”，同一切反動分子一樣，是絕不可能理解這個真理的。古今中外一切反動派都難免最後的悲劇，其根源就在這裏。
至於我自己，“四人幫”垮台的時候，我那種中間狀態逐漸有所改變，但是沒有哪一個領導人曾對我說明“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隻能從整個社會的氣氛上，從人們對我的態度上，從人們逐漸有的笑容上，感覺到自己的地位有點變了，或者正在改變中。
從1976年一直到1978年，是我國從不安定團結慢慢到安定團結的過程。對我自己來說，還不可能一下子改變，還有一些障礙需要清除。我正處在從反革命到革命，從非黨員到黨員，從非人民到人民，從非人到人的非常緩慢轉變的過程中，一句話，是我擺脫中間狀態的過程。“文化大革命”流行著一句話，叫做“重新做人”，意思是一個反革命分子、黑幫分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等等，等等，同舊我決裂變成新我，也可以說是從壞人向好人轉變，也可以叫做迷途知返吧。我現在感到自己確實是重新做人了，但並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含義，而是我自己理解的含義。從不可接觸者轉變為可以接觸者，從非人轉變為一個人，我覺察到，一切都在急劇地變化著，過去的作威作福者下了台；過去的受壓者抬起了頭，人們對我的態度也從涼到炎。但也有過去打砸搶的所謂“革命小將”，搖身一變，成了革命的接班人，我暗暗捏一把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