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治、禮治為根本的傳統社會，人治的意味很重，因而人才對於治國理政也就具有格外重要的意義。盡管諸子百家在眾多問題上各執一詞，但尚賢使能、賞功罰罪，卻是儒家、墨家、法家的一致主張。
在墨子看來，當時的統治者都是希望實現“國家富強”、“民眾增多”、“社會安定”的，但是實際情況是國家不能富強，反而貧困；民眾不能增多，反而減少；社會不能穩定，反而更加動蕩。獨具慧眼的墨子認為，那是由於統治者不知道“尚賢”的緣故造成的。要想治理好國家，當務之急就是要崇尚、重用賢能之人，就是要增加國內賢良之士的數量。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墨子曰：“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
墨子說：“做事誠信，相信別人，才能將事情辦成，從而在其中得到利益。”
墨子在此主要強調的是如何用人的問題，當然墨子這裏所言的“利”也不是唯利是圖的個人私利，而是對民眾有益的“公利”。可以說，在整個“尚同”思想中，墨子一再強調下級應該尚同於上級政長的意見，但是他也同時指出，上級政長反過來也一定要信任和重用下級。也就是說，既然任用他們，就要真心地相信他們，這樣才能換來下屬真誠的回報，正所謂“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就是這個道理。
在封建社會裏，明君與昏君的一個重要區別就在於用人。明君用人不疑，使謀臣忠於內，將帥戰於外，盡心竭力，報效朝廷。而在現代社會用人不疑，充分發揮人才的聰明才智，更是每一位老板成就一番事業的重要保證。
縱觀曆史，這方麵做得最好的，想必隻有非清末大亨的曹財東莫屬了！
清朝末年，山西太穀的曹家，覺得沈陽是個很有前途的市場，於是，想在沈陽開設一家富生峻錢莊。隨後，曹家的曹財東對掌櫃的人選，進行了慎重的選擇，一方麵求人推薦，另一方麵自己親自查訪應聘人的身世、家世，多方考察其品行、道德、能力。最後，在一位德高望重、家中殷實的保薦人的推薦下，才正式聘用了一位掌櫃，並將七萬兩銀子交給他做本錢，打發其赴沈陽上任。
然而，讓曹財東沒有想到的是，這位掌櫃在沈陽經營的這幾年，不僅沒有為東家賺到錢，反而，還將東家的七萬兩本銀也賠了進去。萬般無奈之下，這位掌櫃隻得回太穀，向東家彙報這幾年錢莊的經營狀況。在見到東家後，他一一分析了賠錢的主、客觀原因，並申明不是自己不盡職守，實在是有些意想不到的因素，導致了虧損，他願意承擔責任，即使被辭退也毫無怨言。
曹財東聽了掌櫃的全麵彙報之後，也感覺到了賠錢的原因符合實際，還入情入理，在心中認真考慮了一番後，不但沒有生氣與責怪掌櫃，反倒問他：“你還敢不敢繼續幹？”掌櫃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卻肯定地連連點頭，隨後，曹財東又給掌櫃撥付了第二筆資本。得到東家的鼓勵以後，這位掌櫃攜資再赴沈陽。
料想，幾年過後，掌櫃將第二筆資本又賠光了。此時此刻。掌櫃感到十分慚愧，一再向東家表示自己的歉意，並且還決定以引咎辭職來贖罪。但是，曹財東在聽了掌櫃的第二次賠錢報告後。做出了一個令他感到震驚的舉動，因為東家竟然又拿出了第三筆本錢。並繼續鼓勵他不要灰心，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相信他一定能經營好富生峻錢莊。
掌櫃見曹財東對自己如此信任，不禁感激涕零，並下定決心一定要幹成、幹好，以報答東家對自己的知遏之恩，否則，再也無顏見三晉的父老鄉親了！再次回到東北那片熟悉的土地以後，掌櫃重振旗鼓，整頓人事，在總結了前兩次賠本教訓的基礎上，針對目前的實際情況，改變了曾經的經營方法。令人振奮的是，沒過多久，掌櫃的改革，便收到了明顯的效果。
幾年後，富生峻不僅贏回了前兩次賠的錢，而且還獲得了巨額的盈利。
掌櫃感念曹家的恩德，不敢居功自傲裹足不前，於是，在錢莊恢複生機之時，依然想盡辦法來擴大經營，他用賺來的錢，根據東北盛產高粱的優勢，為東家在四平街新開辦了富盛泉、富盛長、富盛成、富盛義四家釀酒店，經過掌櫃的細心管理，這些釀酒店的生意是紅紅火火，而另一邊富生竣錢莊也不落下，不但在沈陽成為了首屈一指的大戶，還為曹家賺了大量的黃金白銀！
從曹財東的經營理念之中，我們不難發現“信任”這兩個字，而他也在用自己的親身經曆，告訴身為商人的我們，應學會善用人才，即使遇到年終結算發生虧賠，隻要不是人為失職或能力不足造成的，就繼續選擇相信。雖然，曹財東選人非常之謹慎，但他卻是用人不疑，在著名的古代晉商之中，他這種惜才、愛才的做派，早已傳為了一種美談，並為眾多“財東”所仿效。
其實，在現代商業經營過程中，曹財東那種識人、用人的眼光與用感情重托，使員工們殫精竭慮，以圖報效的領導藝術，亦是非常值得商人們借鑒的。對於從事商業的人而言，晉商的經營智慧不容小視，它凝聚了中華文明所有的商業精華，聰明的商人，一定能在其中收獲良多。
在現代企業中，人才是塑造企業品牌的核心資源。因此，在管理模式上，出現了由“以物為中心”向“以人為中心”轉變的人本管理，人才競爭也因此成為企業競爭的重要內容。“以人為中心”的管理要求理解人、尊重人、充分發揮人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每一位明智的小老板，都會選擇這麼做。
作為小公司而言，小老板在用人方麵可以有許多做法，但要使人才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信任是最為重要的。也許經常能夠聽到某大企業的老總在談到用人時會說：“信任是我用人的第一標準。”這句話不僅是事實，更是用人的前提。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身為小老板，既然你選擇了他，便不應懷疑，不應處處不放心。既然你懷疑他，你便不要用他好了。用而懷疑，實際上是最失策的。
索尼公司的創始人盛田昭夫，為了表示自己對人才的信任，他將所錄用的人的人事檔案燒掉，隻看行動，不問過去如何。英雄不問出處，隻看眼前表現。信任才是解除小老板內心猜疑的第一答案，這也是令小老板獲得成功的經驗之談。
要搞好現代企業，就要把信任作為企業最好的投資。信任是未來管理文化的核心，它代表了先進企業未來的發展方向。鬆下集團在新員工上班的第一天，就對員工進行毫無保留的技術培訓。有人擔心，這樣可能會泄露商業秘密。鬆下幸之助卻說，如果為了保守商業秘密而對員工進行技術封鎖，員工會因為沒掌握技術而生產更多的不合格品，加大企業的生產成本，這樣的負麵影響比泄露商業秘密帶來的損失更為嚴重。而對於以腦力勞動為主要方式的企業（如軟件業），其生產根本無法像物質生產那樣被控製起來，信任也是唯一的選擇。
是的，在現代社會，領導者同樣需要“信身而從事”，要信任下屬，放手讓他們去做事，給予他們一定的權力和行事的自由，不能聽到一些對他們不利的言語就產生懷疑，否則便會造成上下級之間的相互猜疑和隔膜，影響正常工作的開展。領導者就應該從整體和全局的立場出發，充分信任下屬，然後再詳察審斷，這樣才有利於各項工作的開展。總之，為了事業的成功，必須建立上下級之間的信任關係，而這需要身居領導職位的人自己首先要具有誠信意識，同時還要相信他人，要以寬廣坦蕩的心胸對待他人，以換取他人的真誠和信任，而切不可讓猜忌和懷疑敗壞上下級的精誠團結和彼此信任的關係。
晉商之所以能夠在中國商業史上獨樹一幟，甚至在亞洲與世界商業史上占據一定的位置，與其運用中國人的傳統智慧，創造出一係列企業經營方麵的獨到經驗是分不開的。其中，就如“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之道，對今天的商場經營有較大的借鑒意義。因此，“信身而從事”，既利國利家，也利人利己，值得我們每個人身體力行。
不拘一格降人才
墨子曰：“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
墨子說：“古時候聖王治理政務，要給有德之人安排職位，崇尚賢能之士，雖然是從事農、工、商的平民，隻要有賢能就加以提拔，給予高貴的爵位和優厚的俸祿，委任他處理實際事物，授予他決斷的權力。”
墨子生活的時代，各諸侯國所采用的基本上還是一種世襲的“世卿世祿”製度，宗法血緣關係在社會上還有相當的影響，社會地位低下的人即使有出眾的品德和才幹，也很少有機會參與國家的政治。麵對這種情況，墨子提出了“列德尚賢”、“唯才是舉”的主張，倡導政權應該向一切有才能的人開放，盡管他們是出身貧賤的農與工肆之人。或者說，墨子提倡的“尚賢”主張，帶有一種平等的意識，認為隻要賢能有才幹，不管親疏遠近、貧富貴賤、出身如何都應該得到重用。他的主張反映了社會下層普通民眾特別是新興的士階層對參與政治的強烈要求，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另外，墨子在倡導“尚賢”的同時也提醒國君要在政治、經濟、職權等各個方麵提高賢良之士的地位和待遇，給予他們真正的信任和權力，這樣才能保證他們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以便更好地輔佐君主治理國家和民眾。顯然，墨子的上述人才觀，是很值得我們吸取和借鑒的。
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
按照品德的高低安排職位，按照職位的尊卑授予處事權限，按功勞多少確定獎額，按業績的大小分配食祿。做官的不會永遠富貴，而民眾也不會永遠貧賤，有能力的就舉薦他，沒有能力的就罷黜他。倡導公義，消除私怨就是這個意思。
墨子倡導“尚賢”，但是這種主張也不僅僅是簡單的崇尚賢人，因為墨子也注意到了即使賢能之人，他們的才能也還是有差別的。為了更好地讓賢能之士輔佐國君治國理政，墨子認為在任用賢能之土的同時要有相對明確的責、權、利的規定和賞罰分明的激勵機製。
責、權、利的明確規定，即“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所謂的“以德就列”，一方麵是對官員的道德要求，另一方麵也是對官員的才能的要求，即要求官員既要品德高尚，又要有實際的能力才幹。所謂的“以官服事”，則意在強調官職不僅僅意味著是一種身份和地位，而更重要的還意味著是一種權力和責任，這要求官員必須做到在其位謀其政，而且應該具有一種利國利人、盡心盡力為百姓謀福利的精神。所謂的“以勞殿賞”，則是主張對官員進行嚴格的政績考核，根據貢獻大小，用賞罰分明的辦法和激勵機製來對官員進行獎懲。
墨子曰：“官無常貴，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這句名言，可以說充分表達出了墨子“尚賢”思想的核心理念，他希望統治者能夠破除陳規舊製而不拘一格地選拔有真才實學的人，讓他們參與到治國理政的實踐中來，而且，主張在官員的任用問題上應根據能力的標；隹並堅持能上能下的原則。顯然，他的這一主張主要是針對當時的一日為官則終身富貴的官位世襲製度而提出的，而他能夠在兩千多年前就明確提出一種能上能下的官員錄用的用人原則與機製，實屬難能可貴。
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意思是說隻要主張和建議可以行得通。就好比良藥，雖然隻是一棵草根，但是天子服用它。就可以治療疾病，難道能說“這隻不過是一棵草根”，而拒絕服用嗎？
墨子說這句話的背景是，他到楚國拜見楚惠王，但是楚惠王因為墨子是賤人，就以年老為借口推辭，派穆賀接見墨子。墨子接著向他遊說，穆賀大悅，對墨子說：“你的主張實在好啊！然而，君王是天下的大王，恐怕他會說‘是賤人所幹的’，而不會采納吧？”
因此，墨子說了上麵那段話，並且舉例來證明自己的觀點：現在農民把他們的賦稅繳納給貴族，貴族置辦酒類穀物來祭祀上帝鬼神，上帝鬼神難道會說“這是賤人種的”而拒絕享用嗎？所以，即使是賤人，往上可比作農民，往下可比作草藥，難道尚不如一杷草根嗎？
顯然，上麵的引言充分體現了墨子出身平民的平等的草根意識，在墨子看來，見解的高低、才能的大小是不能以尊卑貴賤的出身來衡量論斷的。有用的意見和建議，即使是出自卑微之人的口中，隻要對於治理國家有利，就應該被重視和采納，像一棵草根，隻要這棵草根有藥用療效的價值，能夠醫治人的疾患，就應該服用一樣。因此，統治者應“唯才是舉”，而不能因人廢言，“出身論”有害而無益。
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用人都注意兼收並蓄。一方麵用人無國界，蹇叔本是宋國人，但最後做了秦國的大臣，伍子胥也不是吳國人卻做了吳國的大將軍，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另一方麵各國都注意招納不同層次的人才，隻要有一技之長，就全都納於門下。這時各國諸侯納士成風，比較著名的有趙國的平原君，魏國的信陵君和楚國的春申君等。他們誠心求賢，一時賓客盈門，其中既有曠世奇才，也有“雞鳴狗盜”之徒。人才不可以說不雜，但在需要之時他們都各顯神通，可見擇才重在兼收並蓄。
唐太宗李世民用人也遵循這一原則，他提出選擇人才要“拔人物則不私於黨，負誌業則鹹盡其才”。在他即位前和即位後都注重人才的選拔，注意搜羅天下各方麵的人才，而對其他方麵不以計較。他生前重用了蕭璃、秦瓊和程咬金等異己集團的人才。特別是大臣魏徵，曾幫助太子李建成策劃爭取皇位，“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還是重用了魏徵，魏征後來也以強諫而出名。
近代史上，北大校長蔡元培提出“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一方麵他聘請新文化運動的健將如陳獨秀、李大釗等做教授；同時又聘請一批守舊的文人講學，蔡元培的這一方針實質是要讓新舊思想相互競爭最後適者生存，這樣做的結果不僅促進了新思想的傳播，而且繁榮了學術並推動了北京大學的發展。
用人要從多方麵考慮。小老板應廣收“五湖四海”之人，根據他們的不同情況然後加以任用。龔自珍說：“善相馬者天下無棄馬；善相士者天下無棄才。”說明了用人兼收並蓄的正確性和合理性。
墨子主張在重用賢能之人的同時，也要加大對他們的考核力度，反對無功受祿、屍位素餐，進而真正實現政治上能上能下的公平競爭機製。可以說，墨子的這種主張給古代注重血緣關係、以“尊尊”、“親親”為原則的官位世襲製敲響了喪鍾，代表了一個時代的最強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