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以後，郭凡生更加堅定了自己的信念：“中關村企業有100萬利潤就分裂，有200萬利潤就打架，為什麼做不大呢？關鍵就在於這個公司隻有一個老板。老板拿走了絕對的利益，而這個公司又不是靠老板的資本，來推動發展的，當它的主體變為知識推動之時，企業就要不斷地分裂，所以，中關村的企業做大的不多，唯有分享財富，才能獲得最後的成功！”
正是憑借員工們的不斷努力，慧聰公司才擁有了現在的成就！
而當初那些與郭凡生一起，在中關村同時起步的商人們，大多數都堅持用低成本“運作”，即對自己的員工吝嗇，能少給一分，就不多給一分。雖然，當時這個行業的收入可觀，他們也在很短時間內買了車、買了房，但是，如今回過頭來一看，這些仍在中關村堅持的商人，也算是有所成功，卻始終沒有成氣候，員工也經常如走馬燈般，不斷地進行更換，無法得到真正的成功。
與他人分享不隻是慷慨，分享更多的是明智，如果認識到這一點，對商人而言尤為重要，郭凡生的成功，就印證了這一道理。如果不是他早就在公司章程裏做出願與員工共同分享的製度安排，慧聰公司不會一下子就冒出126個百萬富翁，很可能“慧聰”早在2000年就已被淹沒，即便那時沒有被淹沒，“慧聰”也決不會有今日的輝煌，當然，郭凡生也不可能成為億萬富翁。
的確，社會中的貧富分化現象有時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過度的貧富分化就會帶來極大的負麵影響，造成諸多的社會矛盾。就當代中國而言，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財富的分配出現了較大變化，特別是社會新興階層的崛起拉大了貧富差距，而且這種差距越來越大。可以說，這種經濟上貧富的過大差距是導致社會不安定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們應該加大政府的宏觀調控力度，促進社會經濟的良性發展和分配製度的公平正義。我們黨和政府是極為重視“民生”問題的解決的，正在全麵推進我國社會保障製度的建立、健全，努力完善勞動就業、失業救濟、養老保險、最低生活保障等各項社會福利事業，注重解決社會弱勢群體和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困難，這些都有利於國家的穩定、社會的和諧。
因此說，貧富差距關乎國之存亡，國家應做好宏觀調控。對個人或企業而言，應該懂得樂善好施，共創和諧美好社會。
以逸待勞，選準時機
墨子曰：“人勞我逸，則我甲兵強。”
墨子說：“我能讓敵人疲於奔命，而我以逸待勞，則我的兵力就必定會增強。”
生當大爭多事之秋，各諸侯國長期征戰，百姓早已困苦不堪，國家的財富也基本損耗殆盡，麵對這種情況，墨子提出當政者如果能改變策略，做到對內安撫百姓，對外停止戰爭，親結諸侯，那麼治理國家的功利就會數倍地增加。他同時進一步指出這種策略所帶來的好處就是別的國家因為攻伐不斷而勞困，實力不斷受到損失，而我方卻因為以仁義治國而安逸，國力會不斷增強。墨子還將“以逸待勞”作為一種戰術應用到實際戰爭中來保衛國家，抵禦侵略。
在瞬息變化的戰場上，“逸”和“勞”不是一成不變的。善於作戰的軍事指揮者在麵對強大對手的時候，會積極地做好軍事防禦，養精蓄銳，等待有利的戰機出現，集中全力，以銳不可當之勢，迅速出擊，速戰速決。
公元前684年，齊國攻打魯國，一直攻打到長勺。魯莊公決定與齊國決一死戰。這時候，大臣施伯向他推薦了曹劌。魯莊公拜他為大將，率軍迎敵於長勺。
齊國見魯國出戰，立即展開攻勢。魯莊公正要令魯軍擊鼓迎敵，曹劌攔住了他，說：“還不到時候！”曹劌隻是令魯國將士堅守陣地。齊軍衝不進去，隻有退了回去。很快，齊軍二鼓進攻，可是曹劌仍然讓魯軍按兵不動。齊軍再次無果，退了下去。一直到齊軍的第三聲鼓晌起的時候，曹劌才對魯莊公說：“現在可以鳴鼓進攻了！”魯軍士兵聽到自己的戰鼓擂響，奮勇殺敵，大敗齊軍。
魯莊公想命令士兵乘勝追擊，而曹劌又攔住了他，說：“先讓我下車看一下。”曹劌下車後，認真看了看齊軍兵車碾過的車轍痕跡，然後又登上戰車，站在車前的橫木上望了望齊軍逃跑的情形，這才對魯莊公說：“請下令追擊吧！”於是，魯莊公命令部隊乘勝追擊，把齊國趕出了魯國國境。
魯國大獲全勝，但是魯莊公還不明白曹劌當時的所作所為。在慶功宴上，他向曹劌請教。
曹劌說：“兩軍交戰，靠的是勇氣，第一次擊鼓>中鋒的時候，士氣最為旺盛；第二次擊鼓的時候，士氣就開始衰退了；等到第三次擊鼓的時候，士兵就已經開始疲憊了，因此士氣就低落了下來。在這時候，我軍才第一次擊鼓進軍，士氣正是最為旺盛的時候，而對方正是士氣低落之時，因此我方能夠大獲全勝。”
魯莊公又問：“當敵人敗退的時候，你為什麼不讓我立刻就追擊呢？”
曹劌說：“齊國善於用兵，如果他們是詐逃，那麼我軍盲目追擊必會中他們的埋伏。隻有當我看到他們的兵車車轍痕跡混亂，旗幟七倒八落的時候，我才能確認他們是急於逃跑，肯定沒有埋伏，所以我才請您下令追擊。”
魯莊公聽後，對曹劌佩服得五體投地。
古人常把以逸待勞作為戰略的一個方麵，敵人疲於奔命時，我方可以養精蓄銳，做好軍事防禦，等待好的時機再出擊，敵人必敗。這同時也是統治者實行仁義、德行立天下的一種謀略。然而，對今天的我們來說，給我們的啟示就是要先養精蓄銳，再從長計議。
石達開是太平天國首批“封王”中最年輕的軍事將領。也是太平天國最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英勇就義時年僅三十二歲，有關他的民間傳說遍布他生前轉戰過的大半個中國，表現出他當年深得各地民眾愛戴。他智勇雙全，但是石達開卻犯了一個嚴重的失誤：不知韜光養晦。時機未成熟就和洪秀全決裂導致最終的失敗，足以令後人深思。
在太平天國金田起義之後向金陵進軍的途中，石達開均為開路先鋒，他逢山開路，遇水搭橋，攻城奪鎮，所向披靡，號稱“石敢當”。太平天國建都天京後，他同楊秀清、韋昌輝等同為洪秀全的重要輔臣。後來又在西征戰場上，大敗湘軍，迫使曾國藩又氣又急又羞，欲投水尋死。在“天京事變”中，他又支持洪秀全平定韋昌輝的叛亂，成為洪秀全的首輔大臣。
但是，就在這之後不久，石達開卻獨自率領20萬大軍出走天京，與洪秀全分手，最後在大渡河全軍覆沒，他本人亦慘遭清軍駱秉章淩遲。
1857年6月2日，石達開率部由天京雨花台向安慶進軍，出走的原因據石達開的布告中說，因“聖君”不明，即責怪洪秀全用頻繁的詔旨，來牽製他的行動，並對他“重重生疑慮”，以致發展到有加害石達開之意，這就使二人之間的矛盾白熱化了起來。
而當時要解決這一日益尖銳的矛盾有三種辦法可行：一種辦法是石達開委曲求全，這在當時已不可能，心胸狹窄的洪秀全已不能寬容石達開；一種是急流勇退，解印棄官來消除洪秀全對他的疑惑，這也很難，當時形勢已近水火，石達開解職的話恐怕連性命都難保；第三種是誅洪自代。謀士張遂謀曾經提醒石達開吸取劉邦誅韓信的教訓，麵對險境，應該推翻洪秀全的統治。自立為王。
按當時的實際情況看，第三種辦法應該是較好的出路，因為形勢的發展實際上已摒棄了像洪秀全那樣相形見絀的領袖，需要一個像石達開那樣的新的領袖來維係。但是，石達開的弱點就是中國傳統的“忠君思想”，他講仁慈、信義，對謀士的回答是“予唯知效忠天王，守其臣節”。
因此，石達開認為率部出走是其最佳方案。這樣既可繼續打著太平天國的旗號，進行從事推翻清朝的活動，又可以避開和洪秀全的矛盾。而石達開率大軍到安慶後，如果按照他原來“分而不裂”的初衷，本可以此作為根據地，向周圍擴充。安慶離南京不遠，還可以互為聲援，減輕清軍對天京的壓力，又不失去石達開原在天京軍民心目中的地位。這是石達開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石達開卻沒有這樣做，而是決心和洪秀全分道揚鑣，徹底分裂，舍近而求遠，去四川自立門戶。
曆史證明這一決策完全錯了，石達開雖擁有20萬大軍，英勇決戰江西、浙江、福建等12個省，震撼半個中國，曆時7年，表現了高度的堅韌性，但最後仍免不了一敗塗地。
1863年6月11日，石達開部被清軍圍困在利濟堡，石達開決定用自己一人之生命換取部隊的安全，這又是他的決策失誤。當石軍中部屬知道主帥“決降，多自潰敗”，已潰不成軍了。此時，清軍又采取措施，把石達開及其部屬押送過河，把他和兩千多解甲的戰士分開。這一舉動，頓使石達開猛醒過來，他意識到詐降計拙，暗自悔恨。
回顧石達開的失敗，主要是個人決策的錯誤，他的自不量力的行動，決定了他出走後不可能有什麼大的作為。時機根本未到，他不應該和洪秀全徹底決裂，而是應該韜光養晦。
“韜光養晦”就是在時機不成熟時，有效地把自己的實力和意圖隱藏起來，等待機會。在我國曆史上，有不少成功地運用“韜晦”待機之計克敵製勝的例子。但是也有許多因為考慮欠佳，致使落下兵敗身亡的下場。要想幹一番大事業，銳氣是最不可或缺的，沒有了銳氣，人很難闖過荊棘，開創出一片新天地。但應清楚一點，銳氣何時顯露更合適。倘若現在時機還不成熟，顯露銳氣反而會給自己帶來災難，那就應該收斂銳氣，練好韜光養晦的功夫。
所以說，對戰爭而言，要以逸待勞，選準時機；對今天而言，要練好韜光養晦的功夫。
謹慎七患，做好防禦
墨子曰：“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
墨子說：“治理國家要是有了這七種禍患，必定亡國；守衛城池要是有了這七種禍患，敵兵攻至，國家就要傾覆。七患存在於哪個國家，哪個國家就必定遭殃。”
何謂“七患”？墨子說：“城池破舊不能防守，卻大興土木，修建宮室，這是一患；敵國攻入國境，四方諸侯不肯前來救助，這是二患：把民力耗盡在毫無功利的事情上，賞賜那些平庸無能之人，於是民力窮竭於無用之事，財物因招待賓客而空虛無存，這是三患；做官的人隻求保住俸祿，遊談之士隻為結黨營私，君主製定法律隻是為了責罰臣下，而臣下怕觸犯刑法不敢犯顏進諫，這是四患；君主自以為聖明睿智，不問政事，自以為國家太平、實力強大，而疏於防範，四方鄰國已經在謀劃進攻了，君主仍全然不知警戒，這是五患：君主所信任的人卻得不到君主的信任，這是六患；儲備和種植的糧食不夠食用，朝中的大臣不能勝任職守，國家的賞賜不能使好人喜悅，懲罰不能威懾壞人，這是七患。
老子說“治大國若烹小鮮”（《老子？第六十章》），治理國家需要謹慎從事，實現國強民富更是一項係統的複雜工程，必須從全局的戰略高度加以重視和統籌。首先，應該具有一種憂患意識，如孟子之言“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孟子？告子下》），憂患可以使人更加奮進，始終保持一種警覺性和進取心；其次，凡事要早做打算、精心策劃，切不可臨時抱佛腳，隻有如此才能勝券在握，安枕無憂。
墨子讚成非攻的防備戰，但怎麼防備才是最有效，墨子對此作了詳盡的闡述。
禽滑厘向墨子詢問道：“根據聖人的說法，吉祥的鳳凰鳥沒有出現，諸侯背叛國王，天下戰爭四起，大國攻打小國，強國控製弱國。我想為小國防守，應該怎麼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