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國之道即治理國家的方法。管仲治理國家的方法就是必須使百姓富裕起來，然後以法治國，發展國家政治。“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而且管子認為治國必須順應民心、禮法並用。管子也正是以這樣的治國謀略輔佐齊桓公改革內政，振興經濟，富國強兵，使齊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春秋五霸之首。
得民心者得天下
‖原典‖
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方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為下法，則雖有廣地眾民，猶不能以為安也。
——《管子法禁》
‖古句新解‖
從前聖明的君王在治理人民的時候，最重視的不是他的博學，而要求能同心協力聽從君令。《泰誓》說：“殷紂王有億萬臣下，也有億萬條心；周武王有三千臣下，隻有一條心。”紂王因為民心有億萬條而亡，武王因民心隻有一條心而存。
因此，作為一國的君主如果不能收攏人心，集中權威，統一思想，使上麵的政策成為下麵效法的規範，那麼，雖然有廣大的國土以及眾多的人民，還是不能安全的。
自我解讀
管子認為君王是否重視收攏人心、能否做到集中權威、統一思想，是國家安危存亡的重要因素。管子對於治國治民，有著無可企及的思想高度，他把民心看得至關重要，提醒統治者，國家的安危存亡係於民心所向，能夠得民心者，則能長存，而民心背向者則天下不保。
一個朝代能夠安定的秘訣就是人民歸順，所以，有賢德的皇帝治理國家的第一件事便是收攏民心。民心歸附了，社會也就安定了大半。為官者治理一方也是這個道理，隻有先把當地百姓的心給“收買”了，對地方治理起來才能一帆風順。
東漢桓帝時的一年秋天，南匈奴造反。管轄那一地區的安定國都尉張奐剛到任，他的軍營中隻有兩百多名士卒，由於敵我力量懸殊太大，張奐決定用戰略來禦敵。他一邊征集兵馬擴充實力，一邊派使者去說服東羌前來支援。在說客的巧妙勸說下，東羌的幾個部落前來支援張奐，在他們的幫助下，張奐很快便率軍平息了叛亂。
在戰後的慶功會上，東羌的首長們送給張奐二十匹駿馬和一些黃金臂鐲。張奐端起酒杯，把酒灑在地上說：“我向來把馬看成羊一樣的普通，不把它們關進馬廄來當作私人財產；我把黃金看作和粟米一樣廉價，不把它納八自己的腰包。”說罷，張奐把那些馬匹和金器都給了羌人，羌人對他感激涕零。
取得羌人之心的張奐在管轄地得到了巨大的擁護，他不但沒有重蹈前兒任因貪圖錢財而招致眾人忌恨的覆轍，還使他個人及漢室的聲威、教化在邊疆自然而行。
可見，高高在上的統治者要想一方長治久安，首先要做的就是收攏民心，隻有得到廣大百姓的支持和認可，治理起社會來才能順順利利、事半功倍。
聰明的人都知道人心歸屬的重要性，也懂得如何使用人民的力量去實現自己的“大業”，曾鞏依靠民力剿滅霸王社的故事就充分體現出了人民力量的無窮威力。
曾鞏是宋嘉佑年間的齊州知府。當地有一個犯罪團夥，號稱“霸王社”，他們挾持官府，欺壓良民，為所欲為。當地百姓對他們恨之入骨，但沒人敢聲張，曆任的幾屆知府也是對這個團夥束手無策，曾鞏決心端掉這個團夥，為百姓出口惡氣。
他暗中查訪惡徒們的劣跡，得到證據後，他下令逮捕了30多人。此舉讓霸王社很是惱火，他們變本加厲地猖獗起來，試圖逼官府妥協。
曾鞏對此從容應對，他先是把抓來的人發配到邊疆充軍，然後組織各村的百姓聯保，隻要霸王社的人一到，執勤的人就鳴鼓示眾，這時就會有官兵前來支援。他還在各村安插了耳目，暗中打探霸王社的新動向，並命令捕快班頭隨時照應配合。這樣以來，每次的抓捕行動都能成功，霸王社的惡徒們也開始害怕起來。
一天，有個叫葛友的人前來自首，曾鞏不但沒有治他的罪，反而設宴款待了他，還委任他做了一個州府的小頭目，讓他披紅掛彩，騎上高頭大馬，帶著隨從，吹吹打打地赴任去了。霸王社其他的黨徒看到這種情形，內心躁動起來，他們紛紛出來自首，霸王社一下子就垮了。從此以後，社會很快恢複了以前的安定，百姓又開始夜不閉戶起來。
對付強大而頑固的勢力，有時候靠“火拚”是行不通的， 此時，隻能智取。而智取的方法，除了充分利用廣大群眾的力量外，還要挖掘到敵人內部，盡可能地收攏他們部分人的心，進而離間他們，如此一來，敵人就不攻自破了。可見這籠絡人心之術實在是深奧而有效。
盜賊也是人，也是民的組成分子，對之雖應加以懲治和教育，但絕不可濫殺無度。既成為賊，必有苦衷，隻有從根本上解決了百姓的疾苦，像偷盜之類的勾當才能讓眾人所不恥。趙文子整治盜賊的方法就很恰當。
春秋時期，晉國的社會秩序不是很穩定，總是有許多強盜禍害百姓，這讓晉國國君很是頭疼，他命令各級官員捕捉強盜，嚴懲不貸。當時有個捉賊的能手叫邵雍，他抓住了許多盜賊並把這些盜賊部殺死了，晉國國君對他很是賞識。
大夫趙文子勸國君說：“邵雍抓賊是厲害，可是他隻知殺戮，不知勸其改過，你不能重用這樣的人啊。否則時間一長，他一定會給國家帶來更大的匪患。”
國君詫異地問他緣由，趙文子說：“人們做強盜，有時是被迫的，他們並不是天生的盜賊。隻要對他們加以勸說，他們是能夠改邪歸正的。像邵雍那樣隻知道殺人，人們就會怨恨增加，沒死的要為被殺的報仇，這樣強盜就會層出不窮，哪裏還有寧日啊？你應該罷免邵雍，勸人改過，任用賢人，施行教化。隻要人們有了羞恥仁義之心，生活安定了，誰還願意做強盜呢？”
晉國國君雖覺得趙文子的話有理，但不甘心罷免邵雍，而是繼續采取嚴厲鎮壓的方式。不久後，強盜們合起夥來，把邵雍殺死了，晉國匪情更加嚴重了。
晉國國君此時想起了趙文子的勸告，趕忙把他請來對他說：“我很後悔當初沒有聽你的話，事情現在是越鬧越大，你來主持這件事吧？”
趙文子遂發布告示說：“人都有向善之心，做強盜的人一定有許多苦衷，朝廷赦免你們的罪過，決不再追究。隻要是有冤情和不滿朝廷官員的，都可以前來申訴和舉證。若情況屬實，朝廷一定會采取措施加以糾正，對貪官汙吏給予懲罰。”
這個告示一貼出，為盜者大受感動，他們紛紛放下武器，指責官吏的過錯。趙文子將逼民造反的惡吏治罪，晉國的匪患很快就消除了。
趙文子對盜賊廣施仁政，這不僅避免了更多反抗勢力的滋生，而且他的仁厚寬容還讓他得到了百姓的擁護，可謂一舉兩得。這也就正應了那句話——統治人民重在收攏民心。
百姓富裕則國家強盛
‖原典‖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
——《管子？治國》
‖古句新解‖
所有的治國之道，都是要先使民眾富裕起來。民眾富裕了就容易治理，民眾窮困就會難以治理。
自我解讀
管子強調了身為君主者重視農業生產的重要，以此來說明人民富裕了才能國家安定。能否讓人民多產糧食豐衣足食是非常重要的，關係到國家是否安定的大計。
的確，有能力讓人民過上好日子的君主才能算得上是好君主，人民才能夠從心裏愛戴他、擁護他，樂於執行他的政令；而讓人民窮困度日的君王則很難在人民心目中有地位，他的政令也沒有人願意去執行，如此一來則民窮而國亂。
很多帝王都知道民先富國才強的道理。因此，英明的帝王都善於在造福百姓上下功夫。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就是一個。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從小飽嚐生活的貧困與艱辛之苦。他小時候做過放牛娃，後又做和尚，雲遊四方，以乞討為生。當連和尚也做不成時，朱元璋隻好投奔紅巾軍，從一個小兵成為起義軍領袖。他經曆過天災、瘟疫、戰亂，把人民的疾苦深刻於心。所以，新王朝一建立，朱元璋的首要任務就是恢複生產，發展經濟，與民休養生息。他說：“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臂如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而已。”為此，朱元璋製定了一係列具體措施：
獎勵墾荒。元朝政府滅亡後，蒙古貴族和一部分漢族大地主受到了沉重打擊，全國各地特別是北方出現了大量的無主荒地。這些荒地，有的是元朝統治者的官田，有的是蒙古貴族和寺院的土地，有的則是漢族大地主的土地。要發展生產，就需要讓流離失所的農民重返故裏來耕種這些荒地。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下令農民歸耕；承認已被農民耕種或開墾的荒地為農民所有，並免除三年的賦稅。這就極大地刺激了農民耕種土地的熱情和積極性。第二年，他又下令把各城市附近的荒地分配給無地的農民耕種，每人十五畝，菜地二畝，有餘者不限畝數。除此之外，他還想了許多辦法獎勵墾荒。墾荒的人可以免除三年的徭役和賦稅，地方官還要幫助他們解決耕牛和種子等問題。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又規定，在山東、河南、河北、陝西四省，農民在納稅的土地外開墾的土地歸個人所有，政府永不征稅。據統計，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國墾田增長到近八百五十一萬頃，比洪武十四年0381年）增加了四百八十四萬頃，比洪武元年（1368年）增加了四倍。按全國人口平均計算，每人約有耕地近十七畝。大量的荒地被開墾，既恢複和發展了農業生產，又安置了大批的流民。社會安定了，自耕農的數量增加了，曆來的土地集中和土地兼並獲得了緩和與抑製。
實行屯田。朱元璋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的第二項措施是在全國各地實行屯田。屯田有民屯和軍屯之分。民屯是將人多地少地區的農民和一部分罪犯遷徙到荒蕪空曠的地區去耕種。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下令將蘇、鬆、嘉、湖、杭農民四千戶遷往濠州，發給耕牛、種子，並規定三年不征稅。洪武四年〈1371年），他又下令將內蒙和西北部一帶的“沙漠遺民”三萬二千餘戶遷往北平屯墾。洪武十五年〈1382年），他又下令遷徙廣東番禺、東莞、增城等地的二萬四千多人到泗州屯墾。這幾次移民屯墾規模都比較大，至於小規模的移民次數就更多了。軍屯是組織軍隊耕種土地。在推翻元朝的戰爭中，朱元璋為了解決糧餉，就下令諸將領帶兵屯墾。明朝建立後，政府製定了軍屯製度。邊疆駐軍三分守城，七分耕種；內地駐軍二分守城，八分耕種。每個軍戶給田五十畝，並給耕牛、農具。軍戶交納的穀物充作軍糧。實行軍屯以後，軍糧就由當地駐軍自行解決。這辦法頗有效果，既減少了軍費的支出，又減輕了人民的負擔。無論是民屯還是軍屯，都對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起了積極的作用。
減免賦稅徭役。朱元璋主張對農民“取之有製，用之有節”，反對橫征暴斂。他領兵征伐時，就三番五次地下令減免賦稅。元至正二十七年0367年），朱元璋下令免去太平租稅二年，應天、鎮江、寧國、廣德各一年。夏天，他又下令免去徐、濠、泗等州縣租稅三年。明朝建立後，於洪武二年0369年），他下令免去中原及北方各地的稅糧，以後又多次下令減免各地稅糧。同時朱元璋又盡量減輕徭役。明初中書省商議役法，他說：“民力有限，徭役無窮，當思節其力，無重困之。民力勞困，豈能獨安？自今凡有興作，不得已者，暫借其力。至於不急之務，浮泛之役，宜罷之。”工部準備抽調蘇州、鬆江、嘉興、湖州四府民工修浚京師城池，戶部侍郎杭琪提出異議說：“農村正在種麥，不能違失農時。如服役京師，往返及役作之期必經兩月，既費糧食又妨礙農功。然北征軍士戰襖未備，也要下令製辦，宜放寬日期。”朱元璋聽後，便不向四府抽調民工，隻令製辦戰襖。由此一例，便知他愛惜民力，是不輕易抽調民工服徭役的。
興修水利。朱元璋十分重視水利建設，曾抽調大批農民搞水利。洪武初年，他下令各州縣官吏，凡是百姓提出的有關水利方麵的事情，都要立刻奏報朝廷。據《明史'河渠誌》記載，洪武年間大規模的水利建設工程主要有：修和州銅城堰閘；修興安靈渠，灌溉田畝萬頃；發鬆江、嘉興民工二萬，開上海胡家港，從海口至漕涇一千二百丈，以通海船；開登州蓬萊閣河；涇陽洪渠堰，灌涇陽、三原等地田畝二百餘裏；修四川都江堰；修崇明、海門決堤二萬三千九百餘丈，發民夫二十五萬；修臨海橫山嶺水閘；修寧海、奉化海堤四千三百餘丈；築上虞海堤四千丈，改建石閘；浚定海、鄞二縣東錢湖，灌溉田地數萬頃等等。除了修建這些規模較大的水利工程外，朱元璋還特地下令工部，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泄水防旱防澇的，都要根據地勢修治。據洪武二十八年（1391）統計，不到兩年，全國共開塘堰四萬餘處，浚河四千餘處，修建陂、堤岸五千餘處。這些工程建設對發展農業生產是極為有利的。
經過三十多年的休養生息，社會穩定繁榮，生產發展，天下富足，人民生活安定，人口也大大增加。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國人口已有六千萬，比元朝人口最多時還多一百多萬。這是朱元璋在治國方麵所取得的成就。一明王朝建國後日益鞏固，這與朱元瑋恢複生產、發展經濟的富民政策是分不開的。
在知識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治國之道，必先富民”這一道理表現得更加明顯。因為經濟是基礎，隻有人民物質上豐富了，精神生活才會更加充實，社會才會不斷走向文明進步；同時，隻有民富，才能國強，國家綜合國力提高了，才能在複雜多變的國際風雲變化中處於有利地位。富民是為了利民，富民是為了利國。
人和是治國之本
‖原典‖
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管子？形勢》
‖古句新解‖
君主與臣民的關係不和諧，即使現在安定，表麵安定，也必然會發生危機。
自我解讀
管子在此強調了人和的重要意義。上下一心，精誠團結，是國家富強昌盛的重要條件，反之，君臣、百姓各懷一事，互相猜疑，肯定會影響到國事。既是暫時或表麵上很穩定，但一有風浪，便會發生危險，因此，人和是治理好國家的根本。
孟子也曾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地利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還是人和。再次證明了上下團結一致，是一個國家一個集體事業成功的根本保證。
提起人和之重要，就不得不提太平天國因內訌而導致失敗的故事，這是一個“上下不和，雖安必危”的典型事例。
清鹹豐元年（1851年），洪秀全在廣西金田發動農民起義。兩年後，起義軍攻占南京，改為天京，建立了太平天國。太平天國上下團結一心，洪秀全、楊秀清坐鎮天京，石達開、陳玉成、李秀成等將領親臨戰場衝鋒陷陣，數十萬起義戰士英勇拚殺，接連打敗強大的清軍，取得了軍事上的輝煌勝利，在長江中下遊地區站住了腳跟。然而，隨著勢力的不斷壯大，太平天國內部卻鬧起了矛盾，發生了令人痛心的內訌。
太平天國內部，楊秀清的地位僅次於洪秀全，被稱為“九千歲”。他才幹出眾，很有軍事方略，深得廣大將士的愛戴和洪秀全的信任。但是，隨著太平天國勢力的壯大，楊秀清的私欲也不斷膨脹。他仿效天王府建造了豪華的東王府，手下有兩萬多名大小官員，交給洪秀全的一切奏章，必須由他轉呈，東王府成為太平天國政令所出的地方，楊秀清的助手的權力有的都超過了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和燕王秦日綱等人。對天王洪秀全，楊秀清也不放在眼裏。他時常假借“天父下凡”訓斥洪秀全。有一次，洪秀全責罰了一些女官，引起了楊秀清的不滿。楊秀清就倒在地上，假托“天父”下凡附在了自己的身上，假傳“天父”的旨意，要責打洪秀全四十軍棍。韋昌輝等人再三懇求也不行，直到洪秀全當眾認錯才罷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