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作為齊桓公的謀臣，他認為，國家的經濟需要製定製度，並采取一係列的措施才能讓國家強大起來。他告訴我們理財的首要目的即讓國家和人民都富裕起來，聖明的君主首先要富國富民才然後才能成就霸業。他主張富民即富國，強調國富與民富的統一。
不患無財，患在理財無人
‖原典‖
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
——《管子？牧民》
‖古句新解‖
患，擔心、害怕。分，這裏是管理的意思。這句話意思是：天下不怕沒有財物，怕的是沒有人去管理它們。
自我解讀
對於國家來說，理財十分重要。善於理財，即使財貨不足，國家也不會出現大問題；如果不善於理財，即使財貨豐足，國家也可能會財政困難。王安石曾說過：“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嚐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道耳。”這也是強調理財的重要性。
這裏我們講幾個《管子》書中記載的管仲理財的故事。齊桓公雄心勃勃，總想早日稱霸諸侯，財政開支非常龐大。為了彌補財用不足的問題，他想增加稅收，增設房屋稅、樹木稅、牲畜稅、人頭稅四個稅種。這遭到了管仲的極力反對。管仲認為：征收房屋稅，人們就可能會故意毀壞房屋；征收樹木稅，人們就可能會砍伐樹苗；征收牲畜稅，人們就可能會宰殺牲畜；征收人頭稅，人們就可能會隱瞞人口。不論收哪種稅都會引起老百姓的反感，不利於國家的統治。他給齊桓公出主意，把鹽和鐵的買賣收歸國有，通過控製鹽鐵買賣來增加財政收入。鹽和鐵都屬於大量消費的生產生活必需品。每個人都要吃鹽，不吃鹽就會浮腫。農民種田需要鐵犁、鐵鋤等農具，工匠幹活需要斧子、鑿子等工具，婦女做針線活要用針和剪刀，這些都需要鐵。管仲將鹽鐵買賣收歸國有，由國家統一收購，然後加價賣給百姓。鹽和鐵都不能隨意生產，老百姓隻有向官府購買。這樣，不用向老百姓增加稅收，國家隻是掌握鹽鐵買賣，每年就增加了成千上萬的收入。鐵出產在山上，鹽從海水中煮出，因此這種國家控製鹽鐵買賣的策略被稱為“官山海”。
管仲不但“官山海”，通過控製鹽鐵買賣來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而且在理財中特別注意抓住糧食這個關鍵環節。
齊國土地廣闊，人口眾多，號稱萬乘之國。但由於一些貴族之家不向國家繳納賦稅，許多人種私田來逃避國家的稅收，因此每年所收的賦稅卻並不多。齊桓公很優愁，就對管仲說：“我們國家，五分的收人我還不能掌握二分，我們空有萬乘之國的虛名，而沒有千乘之國的實力。這樣怎麼能夠成就霸業呢？”管仲說：“這不要緊，隻要您下個命令就行了。”於是管仲就俯在齊桓公耳邊說了一通，齊桓公聽後連連稱是。第二天，齊桓公下了一道命令：國家要征發老百姓去邊疆地區屯田，但家中存有十鍾（古代的計量單位）糧食的可以不用去，存有百鍾、千鍾糧食的更可以不去。以前各家為逃避稅收，都故意隱瞞自家的存糧數，現在為了不去邊疆屯田，都紛紛把實際存糧數報告上來。掌握了各家的實際存糧數之後，齊桓公又下了一道命令：國家財用不足，各家除留足口糧和種子之外，要把餘糧全部按照平價賣給國家。各家沒有辦法隻好照做。這樣，各家倉庫中的餘糧就全部歸國家控製了。這不但保證了軍糧的需要，而且還有餘糧貸給農民，幫他們恢複生產。
有一年，齊國西部河水泛濫，莊稼沒有收成，發生嚴重饑荒，糧價奇貴，每釜（古代計量單位，十鬥為一釜）賣到一百錢；而東部卻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糧食充足，糧價低廉，每釜僅賣十錢。齊桓公想從東部征收糧食救濟西部的百姓，但又怕引起東部老百姓的不滿，就問管仲應該怎麼辦。管仲就給齊桓公出了個主意：下令向國中每人征稅三十錢，並要求用糧食來繳納。按照當時的價格，齊國西部的百姓隻需每人交三鬥糧食就行了，而東部的百姓每人則需交三釜（三十鬥）。這樣以來，齊國東部的糧食就大量進人國家的糧倉。齊桓公用這些糧食救濟西部的百姓，順利度過了難關。管仲高超的理財技巧不但用在國內，而且用於對諸侯國的貿易。
齊桓公想要去朝見周天子，但是置辦禮物的經費不夠，於是就問管仲應該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管仲就給齊桓公出了主意：讓齊桓公下令在陰裏這個地方修建一座宏偉的城池，要求有三層城牆，九個城門。其實，他是以這項工程為幌子，征召玉匠在陰裏這個地方大規模地雕製各種規格的石璧。石璧如數做好之後，管仲就去朝見周天子說：我們國君想要率領各國諸侯來朝見天子，並朝拜先王的宗廟。請您發布命令，要求天下諸侯凡是來朝見天子、朝拜先王宗廟的，都必須帶上彤弓和石璧作為獻禮，如果不帶這些禮物，不允許參加這次活動。
周天子爽快地答應了管仲的要求，並向各諸侯國發出了命令。各諸侯國哪有那麼多現成的石璧呀？一聽到這個消息，趕忙派人四處求購。齊國乘機把在陰裏早做好的石璧拿出來，按不同的規格明碼標價出售。於是各諸侯國都帶著黃金、珠玉、布帛、糧食來換取齊國的石璧。
結果，齊國的石璧流布於天下，天下的財物則彙集到齊國。齊國因此獲得了豐厚的經濟收人，不僅滿足了朝見周天子的費用，而且滿足了國家好幾年的財政支出。這個策略被稱為“石璧謀”。
周天子財政困難，多次下令各諸侯國進貢，但得不到響應。齊桓公想幫助周天子解決這個問題，就問管仲應該怎麼辦。管仲給齊桓公出主意說：讓周天子派人把長江、淮河之間的菁茅產地四周封禁並看守起來，然後再向天下諸侯下令：凡是隨從周天子封禪泰山的，都必須攜帶一梱菁茅作為墊席。不按命令行事的，不得隨從前往。天下諸侯為了能夠隨從周天子封禪泰山，都爭先恐後地到江淮之間購買菁茅。菁茅的價格一下子上漲了十倍，一梱可以賣到很高的價格。這樣一來，天下的金錢從四麵八方聚集到周天子手中，周天子通過賣菁茅獲得了大量財富，七年沒有向諸侯索取貢品。這個策略被稱為“菁茅謀”。
控製鹽鐵買賣，調劑糧食流通，“石璧謀”和“菁茅謀”，這些都表現出管仲髙超的理財技巧。我們今天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可以從中吸取有益的經驗。
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
‖原典‖
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
——《管子？國蓄》
‖古句新解‖
見，同“現”。這句話的意思是，給予的情形要顯示出來，奪取的痕跡則不要顯露。
自我解讀
管仲在做宰相的時候製定了相關的稅收政策，他認為稅收是有形的，直接向人民收斂，奪取財物，自然是“奪則怒”，會招致百姓的怨恨和不滿。最好、最理想的辦法是取之於無形，奪之於無影，取人不怨。把稅收隱藏在商品裏，實行間接征稅，使人們看不見，摸不著，且天下樂從，在不知不覺中就納了稅，服了役，而且是人人納稅，無一逃脫，不至於造成心理上的對抗，避免了納稅人或服役人對統治者的不滿情緒。可見“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是“予”者有形，人皆見之，如減免弒稅，賑濟災民，借貸農具、衣物，代民還債等；“奪”則越隱蔽越好，“奪”而不見，可見奪得巧妙。管仲的這種“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的隱蔽稅收政策，在鹽鐵官營、糧食專賣等方麵表現得最為突出。下麵我們就來講幾個有關這方麵的小故事。
管仲對民眾的心理有深刻的了解，他認識到“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就是說，民眾都有好得惡失的心理。因而國君在財政予奪操作中，要適應民眾這種心理。首先，給予民眾之事要做得有聲有色。例如《管子？輕重乙》篇中記載，管仲在一次和萊國的戰鬥前，轟轟烈烈地對將士們搞了一次“預賞”儀式。什麼是預賞？就是口頭預先行賞，並不馬上兌現。管仲先令人在泰舟之野設立祭壇，然後命士兵敲響戰鼓，以振軍威。待士兵們情緒高漲、氣氛熱烈之時，管仲對將士們拱手作揖，高聲喊道：“誰能衝鋒陷陣，殺入敵群，獎勵一百兩黃金？”喊了三遍，沒人回答。有一個人提劍向前，問：“帶多少人馬？”管仲說：“一千人馬。”那人說：“我能行。”於是就賞賜他一百兩黃金。管仲又說：“兵接弩張之時，誰能抓獲敵人的卒長，獎勵一百兩黃金？”有人問：“帶多少人馬？”管仲說：“一千人馬。”馬上有人說：“我能行。”於是又賞賜他一百兩黃金。管仲又說：“誰能抓獲敵人的首領，獎勵他一千兩黃金？”
這時，群情振奮，有上千人自告奮勇，於是管仲每人獎勵他們一千兩黃金。還有士兵說能在外圍殺敵者，也得到黃金十兩。一個上午花光了國家全年的地租收人，高達四萬兩千斤黃金。齊桓公非常擔憂，管仲說：“君上不必憂慮。讓戰士在外榮顯於鄉裏，在內報功於雙親，在家有德於妻子，這樣，他們必然要爭取好名而圖報君德，沒有敗退之心了。我們舉兵作戰，攻破敵軍，占領敵人土地，那就不隻限於四萬兩千斤黃金的利益了。”桓公聽了很讚賞，於是就告誡軍中大將們說：“凡統領百人的軍官拜見你們時，一定要按訪問的禮節相待；統領千人的軍官拜見你們時，一定要下階兩級來拜送。他們有父母的，一定要賞給酒四石、肉四鼎；沒有父母的，一定荽賞給妻子酒三石、肉三鼎。”
這個辦法實行才半年，百姓中就有父親告訴兒子，兄長告訴弟弟，妻子勸告丈夫，說：“國家待我們如此優厚，若不戰死疆場，還有何臉麵回到鄉裏來？”桓公舉兵攻伐萊國，在莒地的必市裏開戰。結果是雙方軍隊旗鼓還沒有相望，人數還沒有互相摸清，萊國軍隊就大敗而逃。齊軍一鼓作氣打敗了萊國的軍隊，吞並了萊國的土地，擒獲了他們的國君。齊國並沒有拿出土地封官，也沒有當場拿出黃金行賞，隻是預先行賞（當然最後要兌現的），就能使士氣大震，一舉奪勝，這便是“見予之形”的計策。由於掌握了人的心理，就充分調動起了戰士的積極性，極大地提高了將士的戰鬥力。
其次，在向民眾征收賦稅的時候要盡量隱蔽，這樣民眾隻感覺得到了利益，而在不知不覺中被奪走了財物，也沒有明顯地感受到剝削，因而就會與國君感情融洽。管仲的這種“不見奪之理”、取人無怨的隱蔽稅收政策，在鹽鐵官營、糧食專賣方麵表現得最為突出。
管仲的理財策略“官山海”，是他最著名的經濟觀點之一。什麼是“官山海”呢？“官”同“管”，“官山海”就是由官府直接掌管山海資源，不使外流，謹慎地製訂鹽鐵政策，實行鹽鐵官營。
食鹽是齊國的特產，又是專有的大宗物資。從財政角度看，食鹽很容易成為重要財源，因為它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有多少人口就有多少人吃鹽。在鹽價中加稅，最為穩定而集中，收效最快，阻力最小，而且人人有份。一個萬乘之國，有人口一千萬。如果交納人頭稅，成年人為一百萬人，每人每月交三十錢，每月不過三千萬錢。如果在食鹽專賣中加價，每升—錢，一釜可收入百錢；若每升加二錢，一釜可收二百錢；一鍾二千，十鍾二萬，千鍾二百萬。一個萬乘大國每日可得二百萬，一個月就是六千萬，比人頭稅多一倍。沒有向任何人征稅，就獲得了兩倍於人頭稅的收人。這樣在食鹽中寓稅於價，雖然收人增加了兩倍，而人民卻不覺負擔之重，這就是寓稅於價的好處。
食鹽專賣是以齊國產鹽為基礎的，但管仲認為，如果齊國不產鹽，由其他國家輸入食鹽，也同樣可以實行專賣。讓有海洋資源的國家把鹽賣給齊國，每釜十五錢購進，官府再按百錢的價格賣出，雖然沒有去參加煮鹽，但同樣可以寓稅於價，增加財政收入。這就叫做利用他國資源來增加自己的專賣收入。可見管仲是很會謀劃的。
鐵製器具是農業、手工業、交通運輸、紡織、造車、建築和家庭生產所必需的生產、生活資料。如果把鐵業生產控製起來，實行專賣，也是一筆可觀的收入。如果一根針加價一錢，三十根針的加價收人就等於一個人的人頭稅；一把剪子加價六錢，五把的加價也等於一個人的人頭稅；一個鐵耜加價十錢，三個的加價收人也等於一個人的人頭稅。其他鐵器加價照此為準。這樣，隻要人們一動手千活，就沒有不納稅的，誰也逃脫不了。這又是一個“不見奪之形”的例子。
糧食，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生活中，有時起著比貨幣更重要的作用。它不僅是人們賴以生存的命根子，而且是君主治理國家的重要經濟杠杆。“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就是說，天子是靠掌握貨幣、諸侯是靠控製糧食治國理財的。平常年景，一石糧食如果加價十錢，每月成年男子吃四石，就等於每月納四十錢的稅；成年女子吃三石，就等於每月納三十錢的稅；小孩吃二石，就等於每月納二十錢的稅。如遇荒年穀貴，買糧每石加二十錢，則男子每月就要向國家多交八十錢、女子六十錢、小孩四十錢。這樣，人君並沒有下令挨戶征稅，隻是認真掌握糧食物產和儲備，男人、女人、大人、小孩就都沒有不納稅的了。一人從國家倉庫買糧，比十人交人丁稅還多，十人從國家倉庫買糧，比百人交人丁稅還多，百人從國家倉庫買糧，也就比一千人交稅還有剩餘。這就是一種寓稅於價、奪之無形的政策。
《管子》的“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的隱蔽稅收政策，因為它阻力小，見效快，不為人們覺察就人人交了稅，因此為曆代統治者所接受，成為一種超越時代和社會製度的稅收政策。如北宋時期的張方平於仁宗景佑年間寫的《芻蕘論》（四十六篇），就是充分表達和運用了這一觀點進行治國理財的。他認為：“（為）人君者……示之以予之形，而不見其奪之理。使民曲之不知其故，而後可以製天下之變，成天下之務也。”在今天的經濟建設中，同樣有借鑒意義。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原典‖
非吾儀雖利不為，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
——《管子？白心》
‖古句新解‖
不合我的準則，雖有利也不去做；不合我的常規，雖有利也不推行；不合我的常道，雖有利也不采用。
自我解讀
關於財富，永遠都有動人的故事，更有許多悲劇。就人類而言，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是人類進步的動力，民族強大的基礎。對個人而言，愛財、取財也是發展自身、完善自我的一個重要條件。對於如何致富，古人早就有至理名言：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管子曰：“非吾儀雖利不為，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即是說，不合我的準則，雖有利也不去做；不合我的常規，雖有利也不推行；不合我的常道，雖有利也不采用。管子對利的看法和追求，充分體現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真義，是值得所有人學習的。
致富、取財的方法多種多樣，有巧取的，有豪奪的，有欺騙的，有訛詐的，甚至還有殺人越貨的，這些多為不義之舉，或者叫做“取之無道”。由此看來，在古人那裏，由於法律的不完備或者過於寬泛，取財往往需要人的自我約束。所謂“取之有道”，“道”主要是指道德、良心，關乎他人和社會責任。
隨著社會的發展，“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已包含了兩種含義：一是有形之道，一是無形之道。
有形之道，即指法律、規範。隨著人們經濟活動範圍的日益廣泛和內容的日益豐富，法律也盡可能詳細地規定，人們在經濟活動中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這是人們謀求合法財富的最低底線，是取之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