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世紀90年代，波瑞特、戈爾漫（Gorman）等人對危地馬拉兩個村莊的兒童進行的比較研究中發現：由於當地營養普遍不良，在他們選擇的實驗組兒童中，兒童比較多地獲得了蛋白質食物，而對照組則基本上按當地的生活狀況，經過十年，研究者發現實驗組兒童在學業成績上的得分明顯高於對照組。同時營養不良的對照組兒童在學習的動機、好奇心等方麵也顯著低於實驗組。然而正是因為這些差異，使研究者感到迷惑，也許營養不良對智力的影響並不十分直接，不過這一切卻很難用標準的實驗進行檢驗。
在另外一些實驗中，Schoenthaler（1991）等人給實驗組兒童維他命及其它一些微量元素，而給予對照組安慰劑，經過一年實驗期，實驗組兒童的智力測驗成績明顯超過對照組。同樣的，Rush等人為那些經過檢測生下較輕體重嬰兒的孕婦提供足量的液體蛋白質，結果這些婦女生下的嬰兒在1歲時比對照組能更快地習慣視覺形象，而嬰兒形成習慣化與其後的智力測驗分數存在高度的相關。
2.非營養的其它生化物質
除了營養對個體智力發展產生影響以外，心理學家目前還發現另外一些化學物質對個體智力的發展起重要作用。
放射性物質對兒童智力的影響。在前蘇聯的有關核電站核泄漏事件之後，這些泄漏會對當地居民產生什麼影響，廣泛地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雖然迄今仍沒有詳細的分析報告，但當地受核汙染的地區，弱智力與畸形兒童的比率遠遠超過正常情況的事實，足以讓人們相信，放射性的物質對智力的發展有重大的阻礙作用。
鉛等有毒物質也會對個體智力發展產生明顯的不利作用。在巴格霍朗等人對那些兒童時期生長在含鉛較高的植物環境中的兒童智力測量中發現，兒童血液中含鉛量與其智力測驗分數顯著負相關。
酒精也是影響兒童智力發展的重要物質。胎兒生前如果母親大量飲酒，可能導致胎兒酒精綜合症的發生。胎兒一旦感染此種綜合症，則在其神經係統的發育方麵會產生一些病變，使神經性能減慢，神經傳導遲緩。馬丁（Martin）等人發現，那些在懷孕期間每天飲酒超過150ml的母親生下的兒童的智力比4歲的對照組低5個百分點。
是否存在有助於智力發展的化學物質？在對動物的大量實驗研究中，研究者對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在神經遞質方麵，研究者發現，在動物學習和記憶過程中，神經網絡的突觸的性能會發生變化，而造成這種變化的原因在於經過學習與記憶，動物體內的神經遞質的釋放與利用率發生了改變。例如腦內的乙酰膽堿與乙酰膽堿酶的含量就對動物的學習與記憶有重大影響，當它們含量較高時，動物學習能力顯得比較強，反之則低。另外給動物注射了抗膽堿酶藥物後，動物的記憶顯著下降。
在蛋白質方麵，早期本內特（Bennet）等人將老鼠分別飼養於豐富的環境與貧乏的實驗環境中，結果表明在不同的學習條件下（飼養條件）老鼠的大腦皮層中蛋白質合成的差異極大。在另外的研究中，研究人員用香毒素、乙酰氧基環已胺、環乙胺和嘌呤毒素等四種蛋白質合成抑製劑，在動物學習前或學習後給予藥劑，觀察藥劑對動物學習的保持的影響，結果發現：①早期學習不依賴於蛋白質合成；②短時記憶不依賴於蛋白質合成；③長時記憶則依賴於蛋白質的合成。
此外在神經肽（如加壓素等）、R NA等生化物質的研究中，研究者發現它們都對記憶有重要的影響。
四、個體生活的生態環境與智力的關係
生態環境對個體智力的影響在20世紀60年代、70年代就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其中較為典型的研究是關於個體的生態環境對其認知風格影響的研究。
認知風格是個體獲取信息，並對信息加工處理的穩定方式。認知風格影響個體的信息加工過程，也影響個體的認知活動的結果。經過多年的實驗探討，研究者對認知風格提出了許多種類型，如場依存型與場獨立型、衝動型與思考型、發散型與集中型等，其中關於場依存型與場獨立型認知風格的研究較為完整。
場依存與場獨立的認知風格類型始於60年代威特金（WitRin 1962）對成人知覺的研究。他們研究發現，當要求被試從整體材料中抽出一部分內容進行感知時，有的被試顯得極為困難，威特金於是將這種離開事物整體背景難以進行有效知覺的特征稱為“場依存性”；而將與此相反的知覺特點，即能從整體中抽出部分並對其有效知覺的特征稱為“場獨立性”。場獨立與場依存兩種認知風格提出後，研究者通過鑲嵌圖形測驗發現，場依存性的被試對個別信息進行認知時，易受整體背景的影響，比較多地尋求外在的支持依據；而場獨立性的被試對信息的判斷則多半從認知者本身的依據出發，更為強調主觀的內部感受。
進入20世紀70年代，隨著跨文化心理學的發展，威特金將自己關於認知風格的理論應用於考查不同民族群體之間以及同一群體的內部不同個體之間在認知方式上的差異研究。提出了關於有機體的心理機能分化理論。他認為，分化是心理發展的基本特征，分化主要表現在三個層次：其一是自我與非我的分裂。這種分裂將個人自我與他人、外界環境區分開來，使自我表現出較強的主動性，並對自我行為的動因，更多地從自我內部尋找依據。其二是心理機能的分裂。心理機能的分裂本質上是自我能力的精細化，由早年各種機能混沌未分到發展出各種較為精細的功能組織係統，個體實現了對外部與內部各種刺激的有效反應。其三是神經生理分化。個體通過社會實踐活動其神經反應係統也趨專門化，表現明顯的是左右大腦功能的分化以及個體語言機製的適應化等。
顯然，威特金的心理分化與認知風格的研究確有一定的意義，他提出的心理分化是個體心理發展的基本規律的觀點，並且將心理機能係統與生理係統聯係起來分析，認為腦神經機能係統的分化是心理分化的生理機製。這種認識讓我們對個體心理機製差異有了一定的認識，但是，從人類解剖生理的角度看，人類的生理係統的分化其基本的特征幾乎沒有太大的差別，為什麼在群體間與群體內的認知方式卻會出現較大的差異呢？對此，威特金似乎缺乏足夠的分析。事實上，在他的理論中，威特金過分重視了生理的因素而忽略了社會文化因素對個體與群體心理機能差異的影響。這一點，以道森與貝利（Berry）為代表的一批跨文化認知研究者對此進行了深入研究。
道森把心理分化理論運用於跨文化心理學研究，提出了生物社會心理學的理論，該理論強調，群體在一定的生物環境中，會逐漸建立與之相適應的社會係統，並且該係統會對人的心理過程產生重要作用，並影響其智力等心理機能。
貝利（Berry1976）在道森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智力的生態文化理論。其理論的基本觀點為生態力量是文化與智力的推動力量與決定因素。其中生態力量製約、強迫和滋養社會文化，而社會文化模塑群體與個體的智力行為。有關貝利的生態文化理論，我們在後麵會進一步分析。
總之，就智力而言，從生態學的角度看，生態、文化和智力行為是相互聯係、相互製約的。總體上，自然生態環境與社會文化環境為個體與群體智力活動提供了外部環境，而其智力活動水平也在一係列的實踐活動中不斷發展與提高；另一方麵，個體與群體智力活動的結果也影響了自然生態環境與社會文化環境，甚至成為構成這些環境的成分之一。這種複雜的相互關係，讓研究者普遍認識到智力與生態文化環境的內在聯係，從而使當代智力研究表現出了一個明顯的趨勢，就是將個體與群體的智力放在特定的自然生態與社會文化背景中進行考察，從而揭示人類智力的真正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