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是一個包含有多種意義的概念。從傳統文化的角度看，西南曾是一種與中原文化相異的異類文化的代稱；從地理與方位角度看，西南則是以中原為中心的西南方向的地域，盡管該區域隨曆史的變遷而有過不同的範圍指代，但總體說來，狹義的西南多指現在的四川、重慶、雲南、貴州三省一市的範圍，而廣義的西南則還要加上西藏、廣西與湖南、湖北西部的廣大區域。站在跨文化的心理學研究角度，我們選擇的西南少數民族則主要集中於川、渝、滇、黔，是從狹義角度來定位的，其原因主要在於，這些地區自古以來由於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這一地區成為文化碰撞的特殊區域，成為有30多個民族聚居與融合的特殊區域，這一切為跨文化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現場。
一、我國跨文化心理學研究的基本狀況
跨文化的心理學研究最先源於民族心理學與民族學研究。就國際範圍而言，1859年民族學家魏茨的《自然民族的人類學》可以說是較早的專門論著，在書中魏茨認為種族智力間存在差異是種族主義的偏見。此後，1900年～1920年間馮特的10卷《民族心理學》出現，使跨文化心理學逐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為人們所接受。此後以弗洛伊德、榮格等人為代表的精神分析學者對原始風俗與宗教的深入分析促進了跨文化心理學的發展，也引起了以馬林諾夫斯基與M·米德等為代表的文化人類學家對不同文化功能的研究，從而使得20世紀30年代以後，探討文化與人格成為一種重要研究思潮。二戰後，精神分析與行為主義互相結合，以美國為中心的跨文化心理學研究出現新的特征——也就是從各個民族文化影響的角度，重新考察各個民族性格等心理特征產生的本質規律，其中以耶魯大學懷特與查爾德等人的人類關係區域檔案等研究最有影響。60年代後，跨文化心理學研究從人格問題的考察，逐步過渡到對整個心理過程的研究，從而研究領域大大擴展，影響也日益擴大。
我國跨文化研究，源遠流長。一方麵，傳統的“一點四方”的文化結構，讓我們的先人早就關注周圍各種少數民族。而且曆史上，周邊的少數民族也曾多次入侵中原，甚至在中原地區建立過強大的王朝，生存的競爭與合作，使得以漢民族為主體的中原文化從一開始就注意了對外族文化的研究。另一方麵，曆史上曾有一大批的文人、遊客，記錄與編纂了大量的曆史文獻，如《詩經》《史記》等書中就有專門的關於各地其它民族的生活習慣、行為規範的記載。甚至《南越春秋》、《華陽國誌》、《蠻書》、《大唐西域記》、《瀛涯勝覽》等專門論述其它民族政治、經濟與社會生活諸多方麵的著論也不在少數。進入近代，隨著我國與世界各國聯係日益廣泛，國際跨文化心理學與中國本土的民族學研究逐漸結合起來。20世紀以後，一批批留學生的回國，我國一些研究民族學的學者與心理學者開始介紹與研究跨文化心理學，如1928年童澗之發表《論民族意識》，1942年阮鏡清發表《原始畫之心理》、《民族心理學的基本問題及其研究方法》，吳江霖也於40年代發表了一係列的相關論文。另外，在此期間以費孝通等人為代表的社會學者利用社會學的田野工作等實地考察的方法，也開始了對中國少數民族（如廣西花瑤）的研究。社會學者的介入，使跨文化心理學更進一步引起了國人的關注。新中國成立後，伴隨著50年代的民族調查，民族學與民族心理學（跨文化心理學）得到政府的重視，然而，不幸的是緊接著的反右與文化大革命運動，使這門學科受到嚴重的打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跨文化心理學得以複蘇，一大批中國學者，迅速將國際跨文化心理學研究的成果引進中國，開創了我國跨文化心理學研究的新局麵，其中尤以西南地區與西北地區與華南一帶的跨文化心理學研究影響為大。
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由於大陸與台灣、香港學術交流增多，也因為跨文化心理學學科本身的發展，在我國，跨文化心理學研究中出現了“本土化”研究傾向，建立具有中國特色心理學研究成為一種新的發展方向。
綜觀整個跨文化心理學的發展曆程，我們可以看到，探討文化與心理的研究，源遠流長，其意義也極為深遠。它不僅有助於我們認識本民族文化的本質與特征，加深對本民族特征的理解，而且也有助於增強民族自豪感與民族的凝聚力。同時，這種研究也可以為民族傳統心理向現代化轉化提供科學的方法論指導。有的研究者指出，就具體的研究而言，對文化與心理的研究，基本是沿著四種模式而展開的。其一是探尋普遍適用於全人類不同民族之間共同心理活動規律的研究。這類研究在跨文化心理學研究中最為突出，是占主導的研究模式。其二是對特殊地域或特定民族群體心理活動規律的研究。這類研究通過特定心理活動（如語言，行為等）的分析，揭示心理現象產生的內在機製。其三是對社會環境，主要是社會文化環境是如何影響個體心理現象的機製的研究。這種研究希望在文化與心理之間建立較為內在的聯係，從而指導人們，尤其是亞文化群體有效地適應主流社會，實現現代化。其四是對全球有代表性的文化群體進行研究，建立起各具特色、又互相關聯的人類心理整體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