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看來，雖然對文化與心理的研究模式多樣，但作為自然界中的同一類物種，人類盡管由於自然的與社會的多種原因，而表現出了不同的文化與不同的心理現象，但其相同的自然素質讓我們有理由相信，作為神經與大腦機能的心理現象之間應存在某種內在的共同規律，因而跨文化心理學無論在哪種條件下，都應有其存在的意義。也正是基於此，當我們選擇我國西南廣大的少數民族文化群體的智力活動作為研究對象時，我們選擇了跨文化的研究模式。
二、西南少數民族智力研究的一般概況
西南地區的跨文化心理學研究，是我國跨文化研究中開展得比較早的。就典型的智力研究而言，有左夢蘭教授對雲南省境內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5歲～11歲、10歲～15歲兒童的認知發展的研究；張世富教授對基諾族、拉祜族、真木人的調查研究；沙毓英對雲南漢族和少數民族初中學生的概括能力的比較研究；傅金芝對雲南地區初中學生問題解決能力的跨文化比較研究等。綜合這些研究，我們發現，西南少數民族的智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麵：
（一）關於兒童認知發展規律的研究
皮亞傑關於認知發展的階段性的論述是20世紀最重要的關於兒童心理發展的研究成果之一，隨著跨文化心理學的產生與發展，皮亞傑理論是否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就成為跨文化智力研究的重要課題。左夢蘭等人從80年代開始就利用皮亞傑設計的一些典型實驗類型對雲南省昆明地區與西雙版納地區的5歲～15歲的漢族、基諾族、摩梭族、白族、納西族兒童的具體運演階段與形式運演階段的特點進行了考察。其研究結果表明：①兒童的認知發展的確存在階段性，表現為從6歲、7歲開始出現守恒到12歲、13歲完成具體運演階段的各項目；②10歲左右出現形式運演的萌芽，14歲、15歲形式運演有明顯的發展，具體運演與形式運演之間有重疊，表現兒童認知發展的連續性與漸進性；③認知發展過程中存在明顯的文化差異，表現為文化發展緩慢地區兒童認知發展有“滯後現象”；④認知發展的文化差異在不同認知發展階段上表現不同，在形式運演階段，認知發展的差異，很顯然文化發達地區的昆明被試高於文化相對落後的景宏與楚雄，但差異並未達到顯著水平。
（二）對民族語言與認知發展關係的研究
西南地區聚居著30多個民族，其中大部分的民族仍然保留著本民族的語言，這種民族語言對民族的智力（認知）發展有什麼影響？對這個跨文化研究中引起了廣泛爭論的問題，西南地區的許多研究都對此進行了深入的分析。這方麵的研究總體上可以分成幾種類型：其一，分析少數民族語言的特點，如有語言，沒文字，或者發現具體名詞較多而抽象名詞較少；其二，分析其文字的特點，如象形為主，形聲次之，或屬拚音文字，或僅存於僧侶之中等等；其三，探討雙語與單語對民族學生認知能力發展的影響等。
（三）關於民族兒童某些具體思維能力的比較
無論是思維，還是智力，其包含的成分肯定是多樣的，在總體考察難以進行的情況下，沙毓英等人對雲南不同地區（如城市、鄉鎮）的漢族與少數民族學生的概括能力進行了比較研究，突出了對智力的某一方麵的研究。
（四）關於某些少數民族總體智力水平的研究
在對雲南省境內基諾族進行廣泛的調查研究時，傅金芝、韓太忠等人利用瑞文測驗與韋氏智力測驗對基諾族8歲～15歲兒童的一般能力（智力）進行了測查。他們選擇了基諾鄉中心小學和基諾中學的在校學生170名，分8個年齡段進行了瑞文團體（8歲組進行個別測試）測驗，以及在其中隨機抽取了30名進行韋氏學齡兒童智力測驗。將測驗的結果與全國農村常模進行比較，結果在兒童智力總體發展水平與智力結構（主要是言語與操作方麵）兩方麵，發現了一些有意義的現象，具體說來，他們的測驗結果表明：基諾族兒童的智力發展水平符合兒童（主要指漢族兒童）智力發展規律，智商分布呈正態分布；但與國內城市兒童（主要指漢族兒童）相比，基諾族兒童的智力發展明顯滯後，特別是在常識、詞彙、理解、類比、算術等方麵表現最為突出；與全國農村兒童（主要指漢族兒童）相比，則沒有顯著性差異；與其它少數民族相比，如與甘肅的藏族、蒙古族相比，基諾族兒童在瑞文測驗的平均得分明顯高於這兩個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