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江澤民同誌《在北京大學建校一百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當今世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知識經濟已見端倪，國力競爭日趨激烈。”這精辟地概括了當今世界將以知識經濟為主導，誰具備了持續不斷的知識創新能力，誰就能在未來的發展中居於領先地位。所以國家的綜合能力將越來越取決於教育發展、科技進步和知識創新水平，知識經濟是學習的經濟、教育的經濟。然而，農業和工業經濟形態下的高等教育既不能適應知識經濟對知識生產、人力資源開發的需求，也不能適應知識經濟下知識傳播的要求。因此，高等教育自身的改革、創新、發展就成為知識經濟時代高等教育必須解決的問題。本課題從分析知識經濟的輪廓特征人手，並以此作為理論的有力支撐，分析了當代世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高等教育應對知識經濟挑戰的策略，並進行了國際比較，揭示了知識經濟條件下國際經驗對我國高等教育創新的借鑒意義，進而探討了知識經濟視野下我國高等教育理念、體製、學科專業、辦學質量、科學研究、素質教育、德育教育、對外開放等方麵變革發展的對策。
一、當前國內外研究現狀
世界經濟正處在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轉變的時代，知識經濟產生和發展的基礎源於20世紀40年代開始的信息技術革命，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高科技革命。知識經濟將從根本上改變人類的經濟增長方式，導致經濟和社會的全麵變革，帶來全新的經濟思想和觀念。高等教育具有融知識的創造、加工、傳播和應用於一身的特點，是聯係經濟社會與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的橋梁，起著整合各個勞動部門的作用。由於高等教育這種獨特地位，它必將在新世紀中占有更加重要的位置，必將對世界經濟以及科學技術的迅速增長，必將對知識經濟的到來，做出重要的貢獻，因為高等教育的發展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一個國家和民族能否在知識經濟的挑戰中立於不敗之地。
國內對知識經濟的研究，始於20世紀90年代末。1998年《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一書在我國被楊宏進、薛瀾翻譯出版。緊接著柳卸林博士等人翻譯出版了《澳大利亞與知識經濟》一書。我國的一批專家學者也開始關注知識經濟研究，並發表了第一批文稿，如馮之俊主編的《知識經濟與中國發展》、榮劍英主編的《知識經濟與中國企業發展趨勢》、陳勝昌主編的《知識經濟專家談》、吳季鬆的《知識經濟》、陶德言的《知識經濟浪潮》等等，都是我國學者對知識經濟研究的首批成果，但對知識經濟與高等教育創新問題的研究，目前還處在一個探索階段。最重要的是我國高等教育當前應怎樣擺脫困境，抓住機遇，對知識經濟做出回應，促進高等教育的創新與發展，這方麵雖有一些零星的文章見諸報端，但從理論到實踐的研究還比較欠缺。
國外對知識經濟研究始於“二戰”以後，但成果主要集中在對知識經濟研究上。對於高等教育創新問題，發達國家雖有一些回應措施，但應該研究方麵的不夠重視，如1962年美國學者馬可·普羅提出了“知識產業”的概念。1983年美國經濟學家保爾·羅默在《新經濟增長理論中》指出，知識是一個生產要素，而知識是無限的，從而否定了過去那種認為勞動力、資本和原料的供應是有限的，因而世界經濟的繁榮也是有限的傳統觀點。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一些經濟學家在研究經濟發展的動力時，特別強調知識以及掌握知識的人的作用。1990年聯合國研究機構提出了“知識經濟”的說法，1996年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報告正式提出“知識經濟是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經濟”的觀點，但對高等教育創新問題的研究涉及較少。
近年來，對知識經濟與教育研究雖成果迭出，但從國內外研究現狀來看，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一是對知識經濟視野下高等教育的研究，由於學術隊伍主要來自經濟學或教育學領域，其方法和認知標準的差異導致了研究中融通、整合不足的問題依然存在；二是對高等教育創新問題的探討，長期限於教育是否產業化的爭論，忽視了對高等教育與知識經濟發展之間相互關係及其運動規律的探討；三是由於受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影響，對於高等教育創新問題的探討，仍然沒有充分擺脫昔日計劃經濟體製下的陰影，從而影響了對高等教育創新的豐富內涵和價值的實際估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