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人愛用一句西洋古話：“舊瓶不能裝新酒。”我們稍稍想一想，就可以知道這句話一定是翻譯錯了，以訛傳訛，鬧成了一句大笑話。一個不識字的老媽子也會笑你：“誰說舊瓶子裝不了新酒？您府上裝新酒的瓶子，哪一個不是老啤酒瓶子呢？您打哪兒聽來的奇談？”
這句話的英文是“No man put the new wine into old bottles”，譯成了“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瓶子裏”，好像一個字不錯，其實是大錯了。錯在那個“瓶子”上，因為這句話是猶太人的古話，猶太人裝酒是用山羊皮袋的。這句古話出於《馬可福音》第二章，二十二節，全文是：
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裏，恐怕酒把皮袋裂開，酒和皮袋就都壞了。隻有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裏。
這是用1823年的官話譯本。1804年的文言譯本用“舊革囊”譯“Old bottles”。皮袋用久了，禁不起新酒，往往要裂開。（此項裝酒皮袋是用山羊皮做的，光的一麵做裏子。耶路撒冷人至今用這法子。見聖經字典“Bottles”一條）若用瓦瓶子，磁瓶子，玻璃瓶子，就不怕裝新酒了。百年前翻譯《新約》的人知道這個道理，所以不用“瓶”字，而用“舊皮袋”、“舊革囊”。今人不懂得猶太人的酒囊做法，見了Bottles就胡亂翻作“瓶子”，所以鬧出“舊瓶不能裝新酒”的傻話來了。
這番話不僅僅是做“酒瓶子”的考據，其中頗有一點道理值得我們想想。
能不能裝新酒，要看是舊皮袋，還是舊磁瓶。“舊瓶不能裝新酒”是錯的；可是“舊皮囊裝不得新酒”是不錯的。
昨天在《大公報》上看見我的朋友蔣廷黻先生的星期論文，題目是“新名詞，舊事情”。他的大意是說：
總而言之，近代的日本是拿舊名詞來幹新政治，近代的中國是拿新名詞來玩舊政治。日本托古以維新，我們則假新以複舊。其結果的優劣，早已為世人所共知共認。推其故，我們就知道這不是偶然的。第一，舊名詞如同市場上的舊貨牌，已得社會信仰……所以善於經商者情願換貨不換牌子。第二，新名詞的來源既多且雜……正如市上的雜牌偽牌太多了，顧客就不顧牌子了。所以新名詞既無號召之力又使社會紛亂。第三，意態是環境的產物……環境不變而努力於新意態新名詞的製造，所得成績一定是皮毛。
他在這一篇裏也提到“舊瓶裝新酒”的西諺。他說：
日本人於名詞不嫌其舊，於事業則求其新。他們維新的初步是尊王廢藩。他們說這是複古。但是他們在這複古在標語之下建設了新民族國家……日本政治家一把新酒擱在舊瓶子裏，日本人隻歎其味之美，所以得有事半功倍之效。
我想，蔣先生大概也不曾細考酒瓶子有種種的不同。日本人用的大概是瓦瓶子，瓶底子不容易瀝幹淨，陳年老酒瀝積久了，新酒裝進去，也就占其餘香，所以倒出來令人歎其味之美，鴉片煙鬼愛用老煙鬥，吸淡巴菰的老癮也愛用多年的老煙鬥，都是同一道理。可是二三十年前，咱們中國人也曾提出不少“複古”的標語。“共和”比“尊王廢藩”古的多了，據說是西曆公元前八百多年就實行過十四年的“共和”；更推上去，還可以上溯堯舜的禪讓。“維新”、“革命”也都有古經的根據。祭天，祀天，複辟，也都是道地的老牌子。孫中山先生也曾提出“王道”和忠孝仁愛等等老牌子。陳濟棠先生和鄒魯先生在廣東還正在提倡人人讀《孝經》哩！奇怪的很，這些“老牌子”怎麼也和“新名詞”一樣“無號召之力”呢？我想，大概咱們用來裝新酒的，不是瓷瓦，不是玻璃，隻是古猶太人的“舊皮袋”，所以恰恰應了猶太聖人說的“舊皮囊裝不得新酒”的古話。
蔣先生說：
問題是這些新主義與我們這個舊社會合適不合適。
是的！這確是一個問題。不過同時我們也可以對蔣先生說：
問題是那些老牌子與我們這個新社會合適不合適。
這也是一個真實的問題。因為，無論蔣先生如何抹殺新事情，眼前的中國已不是“舊社會”一個名詞能包括的了。千不該，萬不該，西洋鬼子打上門來，逼我們鑽進這新世界，強迫我們劃一個新時代。若說我們還不夠新，那是無可諱的。若說這還是一個“舊社會”，還是應該要倚靠“有些舊名詞的號召力”，那就未免太抹殺事實了。
平心而論，近代的日本也並不是“拿舊名詞來幹新政治”。因為日本的皇室在那一千二百年之中全無實權，隻有空名，所以“尊王”在當日不是舊名詞。因為幕府專政藩閥割據已有了七百年之久，所發“覆幕廢藩”在當日也不是舊名詞。這都是新政治，不是舊名詞。
我們今日需要的是新政治，即是合適於今日中國的需要的政治。我們要學人家“幹新政治”，不必問他們用的是新的或舊的名詞。
（原載於1934年1月28日《獨立評論》第8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