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而論，高攀龍不把“心”講得玄虛，甚至想利用“理”來為它“定性”，主要也是看見陽明後學“自信太過、主張太勇”所致。換句話說，未窮理未明善的心，容易受到氣稟、情識等的影響，就無法複性、盡性。而他為克服後人把朱子的“物理”視為泛觀群書，而未能取義理反躬於吾心，從心上窮理，便強調自家的體認與自得，不時拈出“體貼”二字，曾說：“洞徹心靈，隻體貼天理。便見天理，與心靈又豈有兩物？妙在‘體貼’兩字。”陽明認為宇宙本來是一個完整的精神實體，這個實體構成了我們所謂的經驗世界，但對高攀龍而言，經驗仍須以一個絕對法則為依據，而“心”也必須有一個檢驗的標準。不過如前所說，縱然他就理說心，或從性論心，仍帶有一些王學的影子，也難怪黃宗羲曾評說高攀龍的格物論“深有助乎陽明致良知說”。
(四)尊朱不反王
錢穆先生在《朱子學提綱》中提到，自王陽明出時，“王學昌行，朱學消沈，至東林始，有”由王返朱“之意向。然東林僅從王學角度窺朱學，亦未能觸及朱子學之大體係。”確是觀察得鞭辟入裏。高攀龍作為東林學派領袖之一，終究是以朱子學為宗，隻是處在王學風行的學術氛圍，他所提出的見解，不少烙印著淺淡的王學痕跡，實無可厚非。但其誌在於補學術之裂，本體與工夫兼重，故候外廬等指說高攀龍完全否定王學，其實不然。以上討論所見，反而是較顯現錢先生所說的，他的學說是立足於王學流弊上，試圖以朱子學說糾弊補偏。
因此在調合朱王的過程中，高攀龍雖表現出反王學末流的堅決態度，這並非意味著他“反王”；而他對朱子學雖也有批評，但畢竟是貶少褒多。像他把“格物”看做是“未發之法”，注重心上窮理，非像朱子般認為格物為“已發之法”，強調要格物以致知。不過他仍是堅守朱子的格物說，認為那是“知本”之義，如他所說的：“朱子格物，規模極大，條理極密，無所不有，知本之義，已在其中。”
高攀龍在調合朱王當中，最大的貢獻應是重新強調至善在吾心，把“善”看作“理”一樣，是萬物的本原，所以說：“善即天理，至善即天理，至善即天理之至精至粹，無纖芥夾雜處也。”就王學學者而言，它為心確立方向，不泥陷在追求炯然光明，或誤落入氣機之弊；對朱學學者而言，它又具有遏製物外徇理，使心支離之作用，並進一步把格物與修身的關係聯結，指出唯有身心上的格物才是根本。另外，高攀龍也不強調以知為本體，有意避開所謂的“虛靈知覺”，故多勸人以“格物”而非從“致知”入手。
高攀龍曾經把程朱之教比擬為孔子之教，說窮理即博文、居敬即約禮，深信“學孔子而必由程朱”。在比較朱子與陸象山時，更直接指出“朱子大能包得陸子，陸子粗便包不得朱子”，所以“陸不及朱”。
他也曾經上疏朝廷，建議“扶持程朱之學，深嚴二氏之防”，認為這樣才能使孔孟之學再度昌明。東林後學葉裕仁在《高子遺書·跋》曾說道：“明正、嘉之際，王學熾行，洎於隆、萬，至倡為三教合一之說，猖狂恣肆，無所忌憚，學術裂之極！公與顧端公起兩拯之，辟陽儒陰釋之害，辯姚江格物致知之談，其言深切明著，由是絕學複明。”可見當時高攀龍與顧憲成東林派諸人，確是想重振朱子學的氣勢，把空虛的學扭轉成實學之行。以高攀龍為例，他在調合朱王當中，呈現出的雖較類似“心學化的朱子學”，不過在糾流弊、辟佛道上卻作出了有力的回應。晚明朱子實學之興起，也確實是心學流弊橫生，趨向沒落後所形成一個必然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