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大大降低了廣大人民的抗災能力，致使當時無災成災，小災變大災，民不聊生。史載，明代後期的各種自然災害頻繁而嚴重，萬曆至崇禎的七十多年中，有六十多年各地災害不斷。高攀龍的家鄉無錫，天啟四年(1624年)至七年(1627年)，竟有二年大水、一年赤旱、一年蟥蝻，“於其時，或夫婦臨田大哭，攜手溺河；或哭罷歸，閉門自縊；或聞鄰家自盡，相與效尤”。經濟發達的無錫尚且如此，其它地方也就可想而知了。
3.民眾抗爭和邊事危急
政治黑暗腐朽，經濟剝削沉重，導致了明代後期社會矛盾的尖銳激化。被逼上絕路的廣大民眾，除了自盡以外，不少人鋌而走險，奮起抗爭。當時，廣大農民反對地主階級剝削和壓迫的起義和“民變”、城市居民反對礦監和稅使掠奪的鬥爭、以及軍隊士兵反對政府和軍官的克扣和淩辱的兵變等民眾反抗鬥爭此起彼伏，大大削弱了明王朝的統治。
與此同時，邊事危急也加劇了明王朝的統治危機。發生於萬曆中期的“萬曆三大征”，雖然以明朝的勝利告終，但是明朝卻因此“國用大匱”，元氣大傷。而女真勢力在東北的興起和對明朝進攻的節節勝利，終把明王朝拖入覆滅的泥潭，再也無法自拔。
以上表明，萬曆、天啟時期，明王朝已是內外交困，大廈將傾。是維持原狀、聽任封建統治滅亡，還是實行改革(或改良)，挽救封建統治危機？兩種選擇擺在當時每個人的麵前。作為正統的封建士大夫，高攀龍選擇了後者。他在為挽救明王朝的統治危機而想方設法中，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的政治思想主張。
(二)高攀龍政治思想的主要內容
高攀龍的政治思想主張，涉及從中央到地方、從政治到經濟等各個方麵，內容廣泛，而且頗有特色。
1.要求君、臣守“道”
高攀龍認為，由於從皇帝到大臣、“左右”等皆不守“道”(封建法度)，因此萬曆、天啟時期敗亡之象紛呈，“漢、唐末季之事已見”，指出“今日之怪事皆往代之舊事，在我輩相戒為不可為者，皆諸公相勖為不可不為者”。他呼籲，“由今之道不變，今之政未有不底於危亡者也”。
他宣稱君權神授，封建國家的存在即依賴封建倫常的維係，“得全為存，失全為亡”。但他不認為君權是無限的，反對皇帝不守封建法度。他作《春秋孔義》，對《春秋》中伐“無道”之君等“微言大義”
進行闡發。現實中的明神宗、明熹宗屢屢不守封建法度，他頻頻勸諫。
他認為大臣承天命、輔君治民，因此要以君、民為念，否則即“獲罪於天”。他提倡大臣“直身任天下之事”，“無他顧也”。他抨擊明代後期隻知唯諾的首輔方從哲“無遁首惡之罪”，“釀成一時不忠不義錮疾”；指責王錫爵“邪毒”，稱萬曆以來的“一切否局”，“皆其所造”。但是，他也反對大臣“專權擅政”，指出春秋末“政在大夫”，“各欲自專”，“始則相猜相忌，終則相攻相逐也”。
2.強調登用正人
高攀龍認為，“政事本於人才，舍人才而言政者，必無政”。他所指的人才，特別看重德的方麵，即“以忠信為本”，也就是所謂的“正人”。他表示，“天下才品不同，但須別其邪、正。於正人更不可論其異同，吾輩待彼，隻取其大處、長處”。他把“正人”與“君子”等同起來，認為天下事敗壞皆因小人用而君子退。他堅信，盡管邪佞(小人)可能得逞於一時，但從曆史發展來看，正人(君子)終究要取得勝利。他說：“以暫則正必不勝邪，以久則邪必不勝正。正不勝邪者，陰盛陽衰之勢；邪不勝正者，陰陽尊卑之分，君子所以必屈於當世、必申於後世者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