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他主張征收錢糧有一定之規。為了防止官吏利用征收錢糧之機中飽私囊，他提出，官府須把征收數額提前算清，通知民眾；民眾按限完納，不能者按限拘比，“比責須是分數明白”；催征隻用裏甲，不得派皂役執牌下鄉，“徒空雞犬，無益繭絲”；征收銀兩時，不得加收“火耗”。
他反對加派，認為它“失人心”，害“以歲計”。但麵臨財政匱乏，他又主張予以容忍，提出“隨各府田糧之則，合成田糧一畝，始加一畝之派”，而去除“蕩灘山峰不毛之地”的加派，如此，“地力既均，民不偏苦，庶可少捱，以俟外患之平”。
第三，他呼籲改革江南糧解製度。明中葉以來，由於土地不斷集中，官戶優免日益增多，農民相率逃亡，“有司不複比較經催裏甲負糧人戶，但立限敲撲糧長，令下鄉追征”，以致“孱弱者為勢豪所淩，耽延欺賴，不免變產補納”，往往破家。高攀龍指出，“吳中重役，糧長為甚”。他主張，官戶多出米而免役，富戶多得米而服役，“令各郡縣約糧長每年所費多寡加派役米”，“則糧長處處無累”，“永賴之澤也”。他揭露白糧解運等“多為積猾包攬，私侵入橐”，“此江南一大蔽藪也”，主張對其實行改折官解，“既得年年足額，一洗宿蠹，又可略省水腳，充抵別需”。對“足以破民家而殺其身”的朱漆、茶蠟、皇磚、胖襖四解役，他也提倡“民辦物，官為解”，使“官民兩利”。他還主張給運夫以充裕的運費，使其“見利忘勞”；允許解差夾帶私貨，沿途自由交易，以便“勞民自潤”。
第四，他要求保護工商業。高攀龍出生於“治生”(從事工商業之家，強烈反對礦監、稅使的掠奪。萬曆時無錫有惡棍任奎勾引稅官誣平日所怨四行家，他請地方官“將真情竟申太監，以昭雪無辜”，“萬勿解此四人以投虎吻”。礦監、稅使在明神宗死後罷廢，但天啟初又有人議複商稅，他立即修書嚴責。他又上《罷商稅揭》，痛論商稅之害：
“商稅之失人心倍蓰於加派”，“商以貴買，決不賤賣。民間物物皆貴，皆由商算稅錢。今稅撤而價不減者，實由礦、稅流禍。四海困窮，加以水旱頻仍，幹戈載道，稅撤而物且踴貴，況稅複而寧知底極乎？”
他主張政府行事要“惠商”。在給一位鹽政官員的信中，他說：
“台丈在鹹司，諸人密伺，弟謂鹹司當重於惠商而輕於稽弊”。他要求保護工商業者的利益，提倡“體恤鋪行”，稱如此“得民心最捷”。
在擔任有關職務時，他還將這些主張付諸實行。其主光祿寺，“裁無名供費，發鋪行物價，革諸曹鋪墊”。入都察院，擬上《申嚴憲約責成州縣疏》，其中又詳列州縣不得騷擾鋪行的條款。
5.強調加強對民眾的控製
高攀龍認為，為了穩定封建秩序，還必須加強對民眾的控製。他特別重視從思想上控製民眾。為此，他強調州縣官須闡惡揚善，“如是久而教化自興”。他尤為看重鄉約，宣稱“此乃教化內一要事”，要求各地認真對待，除備置“記善簿”、“記惡簿”外，“又須有改過簿，許令自新”。不僅如此，他還親自到本縣同善會講論“為善”，宣揚隻要眾人為善，“一團和氣”，“便感召得天地一團和氣，當雨便雨，當晴便晴，時和年豐，家給人足”，“人人享太平之福”。
“十家牌法”是正德年間王守仁巡撫南贛等地推行的一種製度，它以每十家為一個單位，聯保聯坐，牢牢地控製了民眾。對於這一招，高攀龍極為欣賞，稱“(王)文成公十家牌法決可行，行之決有益，此弭盜安民要事”。
高攀龍的政治思想主張還有一些內容，如強調華夷之辨、提倡居安思危等，但因其論述不多，這裏從略。
(三)高攀龍的個人經曆和政治思想
高攀龍政治思想主張的矛頭直指明末最腐朽黑暗的現象，是他為救治萬曆、天啟時期社會而開出的一劑藥方，其產生顯然與當時的政治、社會狀況直接相關。因此，我們說，萬曆、天啟時期的政治、社會狀況直接導致了高攀龍政治思想的產生。但是，它們並非其唯一原因或依據。高攀龍政治思想的形成，還與他的個人經曆有密切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