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家庭的熏陶
高家最初務農，有田很少。高攀龍高祖翼經過艱苦經營，置田三百畝，成為稍有資產的地主。到其祖父材、嗣父校(高攀龍幼即過繼給叔祖校為子)時，高家開始經營工商業。高校“纖嗇治生產”，“為什一息”，積千餘金；其生父德征“一意治生”，“有堂三楹，產千算”。高家起於農業，又經營工商業，因此高攀龍同情廣大農民和中小地主，對工商業者也有一定理解，這在前述其政治思想主張中有明顯體現。
高材嘉靖年間曾為黃岩縣令，任上力抑鄉紳，“盡反侵奪民田地”，嚴懲作惡胥吏，均平田役，簡嚴治訟，募集義士以抵抗倭寇，等。
高攀龍擬《申嚴憲約責成州縣疏》，其中有許多條款即與高材的治法相合，再次表明其政治思想所受家庭熏陶。
2.同誌的影響
高攀龍在政治和社會活動中，與許多正直的封建士人結為“同誌”，彼此切磋，相互砥礪。如他出趙南星門，“同門皆表表英傑”，“交相勸勉，有不詣其極不止者”；官行人，僚友多海內名士，“善以相長，過以相規，往往至丙夜不休”；家居時，與顧憲成、薛敷教、錢一本等講學東林書院，並稱“東林八君子”，討論商榷尤多。
長期與正人君子互相切磋，很自然會受其影響。如果我們把高攀龍的政治思想與顧憲成的政治思想進行對比，會發現二者有驚人的相似。顯然，二人互有影響。
3.傳統思想的烙印
高攀龍從小就接受了傳統文化的教育，因而其政治思想廣泛汲取了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成分。如他的君權神授、親賢遠佞、講學治國、減輕對民眾的剝削等主張，均可在傳統政治思想寶庫中找到根源。
(四)高攀龍政治思想的哲學依據
高攀龍不僅是明後期的著名政治家，而且是當時重要理學家。
其理學思想頗具特色，實為其政治思想提供了哲學依據。
高攀龍“少讀書，輒有誌程、朱之學”，後經過不斷的學習和研究，逐漸形成了宗奉程、朱的理學思想。他繼承了程、朱的理氣觀和人性論，認為“理”是萬物本原，“氣”是萬物生成材料，“性”即“理”。
他同意程、朱的“窮理”必須“格物”，提倡格“一草一木之理”。在為學方法上，他分析了朱、陸後學或重“修”、或重“悟”的弊病，指出“修”、“悟”不可或缺，二者“並無輕重”，強調“存心必由靜坐而入，窮理必由讀書而入”。這些，又一定程度地反映出陸、王心學對他的影響。他提倡“實學”，宣揚“學問必須躬行實踐方有益”，呼籲廣大士人把從書本上學到的治平之術運用到政治實踐中去。
高攀龍的理學思想宗奉程、朱，因此他主張通過講明程、朱理學來治理國家。他提倡“實學”，自覺地以國事為重，企圖扶大廈於將傾。他對陸、王等人不抱偏見，其理學並吸收心學的一些合理因素，其政治思想中也提倡王守仁的“十家牌法”。因此，我們說，高攀龍的理學思想為其政治思想提供了哲學依據。
(五)高攀龍政治思想的意義和影響
高攀龍的政治思想，無論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還是在明末社會，都占有一定地位。
第一，高攀龍的政治思想有直接承襲傳統政治思想的部分，也有在繼承的基礎上加以發展的部分，這就豐富了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具有積極的理論意義。例如，他適應明代資本主義萌芽出現的趨勢，自覺地把“商”看作“民”，要求“惠商”、“體恤鋪行”，反對礦監、稅使的掠奪，進一步充實了傳統的重商思想，這是其政治思想中最富時代特色和意義的部分。再如，他明確地把君子、小人之辨與社會政治緊密聯係起來，以君子作正直之臣的化身，以小人為邪佞之臣的同義語，因而把君子、小人之辨從傳統的注重個人修養推及到注重個人對社會的貢獻，確是對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推進。此外，高攀龍的政治思想以抨擊明末黑暗政治為顯著特色，客觀上具有反對暴政、追求民主的傾向，成為明清之際早期啟蒙思想的先驅，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也有一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