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書稱讚高攀龍、顧憲成為“一時儒者之宗。海內士大夫識與不識，稱高、顧無異詞。”(《明史》本傳)說明他們在明末學界中有不小的影響。他們是東林學派的創建人，同屬一個理學派別，但又各有特點。
高攀龍(公元15621626年)初字雲從，後字存之，別號景逸，無錫人，神宗萬曆十七年(公元1589年)進士，後授行人司行人。萬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因正直敢言，語侵閣臣，謫為廣東揭陽典史，署事三月，即以事歸。不久，父母相繼病故，遂家居不仕近三十年。萬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他與顧憲成等人重建東林書院，著書講學。顧病逝後，他獨肩其責。熹宗天啟元年(公元1621年)，詔起光祿寺丞。翌年，進少卿。他上書皇帝，請破格用人，並論述務學之要致治之本。四年，升任左都禦史。時楊漣等群揭閹黨魏忠賢罪行，他和吏部尚書趙南星聯名彈劾貪官崔呈秀，遭到閹黨迫害，被削職為民，東林書院也同時被毀。天啟六年(公元1626年)二月，閹黨魏忠賢再次製造誣陷東林黨人的大冤獄，下令逮捕已被罷官家居的高攀龍、周順昌、繆昌期、李應升、周宗建、黃尊素、周起元等七人(史稱“七君子”)。高攀龍獲悉緹騎即到，即於三月十七日投湖自沉，終年六十五。生前著述頗多，約有二十餘種。門人陳龍正編集成《高子遺書》。除此，他還輯有《朱子節要》和《張子正蒙注》，但均未收錄於《高子遺書》內，今日難於查找。
高攀龍“少讀書，輒有誌程、朱之學”(《明史》本傳)。年十五，師事茹澄泉和許靜餘，“以學行相砥礪，暇則默探諸儒語錄、性理諸書”(《高子年譜》)。年二十五，聽顧憲成和江右羅懋忠(號止庵)講學於黌宮，“始誌於學”；“於是早夜孜孜，以全副精神用於止敬慎修、存心養性、遷善改過，間而學始有入門矣”(同上)。年二十八中進士，與薛以身(敷教)、歐陽宜諸(東鳳)、王信甫(中嵩)同出趙南星(儕鶴)之門。趙對高教益頗深。年三十一，在京任職期間，由於司中無事，藏書又多，他“得恣意探討，取二程、朱子全書、薛文清《讀書錄》手自摘抄”(同上)。“一日讀薛文清《粹言》曰：‘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惕然有當於心，自後每事必求無愧三言而後已。固作《日省編》，以先儒所論切要工夫，分附《大學章句》下，為初學指南。又集《崇正編》，以先儒所論儒、釋分歧處，彙成一書，以端學脈”(《高子遺書》附錄《景逸高先生行狀》)。可見，程、朱之學。和明初著名朱學學者薛文清(筧)對高的影響頗深，因而高攀龍的理學思想基本上是宗程、朱的。
高攀龍謙遜好學，學無常師，在他貶謫廣東揭陽途中，遇東粵陸古樵，又間接從他那裏接受了陳獻章的“主靜之學”，主張“靜坐與讀書互用”(《高子年譜》)。在他從揭陽回歸故鄉途中，經過漳州，又與李材“辯論數日”。高“恪遵程、朱”，“謂格致是《大學》入門第一義，即《中庸》之明善”，對李材的“止修”學說，頗為讚賞，謂“李見羅揭修身為本，於學者甚有益，故遊其門者，俱切實可觀”(《高子遺書》附錄《景逸高先生行狀》)。這些都說明高攀龍的學術淵源，主要是來自程、朱之學，但也夾雜著陳獻章的“主靜之學”和李材的“止修”學說。
高攀龍宗程朱理學，首先表現在他對朱熹的讚美。他說：
刪述六經者，孔子也。傳注六經者，朱子也。孔子之學惟朱子為得其宗，傳之萬世而無弊。孔子集群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同上卷三他認為孔子之學，隻有朱子“為得其宗”，是孔子的繼承者，因此他很讚同薛筧謂“朱子功不在孟子下”的評價，認為這一評價“可謂知言矣”(《朱子節要序》)。
又說：
聖人之道，自朱子出而六籍之言乃始幽顯畢徹，吾道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流地。非獨研究之勤，昭晰之密，蓋其精神氣力真足以柱石兩間，掩映千古，所謂豪傑而聖賢也。(同上他宣稱：“學孔子而不宗程、朱，是望海若失司南也。”(《高子遺書·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