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龍雖然在認識論和道德修養論上偏重於對封建道德的踐履，基本遵循程朱理學的途徑，但由於麵臨閹黨專權、國危民艱的嚴重現實，又促使他的憂國憂民的“實念”、“實事”的思想油然而生。
他說：
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士大夫實念也。居廟堂之上，無事不為吾君；處江湖之遠，隨事必為吾民，此士大夫實事也。(同上卷八《答朱平涵書》
這就迫使他把注意力趨向“治國平天下”的“有用之學”。他說：
事即是學，學即是事。無事外之學、學外之事也。然學者苟能隨事察，明辨的確，處處事事合理，物物得所，便是盡性之學。若是個腐儒，不通事務，不諳時事，在一身而害一身，在一家而害一家，在一國而害一國，當天下之任而害天下。所以《大學》之道，先致知格物，後必歸結於治國平天下，然後始為有用之學也。不然單靠言語說得何用？(《東林書院誌》卷五《東林論學語》上先生(指高攀龍)曰：心為體，則身為用；身為體，則心為用。無用便是落空學問。
立本正要致用。(同上卷六《東林論學語》下可見，高攀龍對那些“不通事務，不諳時事”的腐儒是嗤之以鼻的，因為他們隻會背誦經典，而不講“治國平天下”的“有用之學”。
他認為《大學》格物、致知和正心、誠意的個人道德修養，目的就在於“治國平天下”。他把能否“治國平天下”，看作衡量學問之“有用”
或“無用”的尺度。他說，“學問通不得百姓日用，便不是學問”(《高子遺書》卷五《東林會語》)。這和李贄的“百姓日用即是道”(王世貞《州史料》)的觀點接近。
與“治國平天下”的“有用之學”緊相聯係的，是他的“學問必須躬行實踐”(同上)的觀點。高攀龍認為“學問不是空談而貴實行”
(《東林書院誌》卷六《東林論學語》下)。他說：
學問必須躬行實踐方有益，如某人見地最好，與之言亦相入。但考之躬行，便內外不合，是以知虛見無益。(同上他反對談玄說空，認為“道理不向身心上去，總是虛語”(同上卷八)，宣稱“東林朋友俱是者，不知玄”(同上卷六《東林會語》
下)。他發揮孔子的“學而時習之”的觀點，強調“學”、“習”、“時”三字的重要。他說：
此無別法，即如門下所謂知不能者，習之而已。
《論語》開卷示一“學”字，即示一“習”字，又示一“時”字。
學而習，習而時，自凡人作聖賢，不過三字立下見效者也。
(《高子遺書》卷八下《答陳似木》三這是說，“治國平天下”的“有用之學”的得來，以至“躬行實踐”而“立下見效”，都得通過“學”、“習”、“時”的實踐過程。因此，高攀龍在提倡“治國平天下”的“有用之學”的同時，強調“學問必須躬行實踐”；否則，“有用之學”也會落空。故他一再反對空談而“貴實行”。
此外，與“貴實行”相聯係的，是他提倡“真”和“老實”的態度。
高攀龍根據荀子的“名實論”思想，提出“名者，實也。聖人言名，即是實”(《東林書院誌》卷六《東林論學語》下)的觀點，反對虛假而不務實，強調必須有個“老老實實”的態度，才能做出一番大事業；否則，便會弄巧成拙。他說：
人隻是一個真，真便做得大事業。自古大人物做大事業，隻是一個老老實實。有一毫假意，便弄巧成拙。(同上高攀龍這種“老老實實”的態度是可貴的。但是也令人想到，正由於“老實”，他終不免“自沉”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