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而易見，胡塞爾所說的“科學”不是廣義的“係統知識”的代名詞而是狹義的實證的自然科學”，科學世界也是在這種科學視域中的世界圖景。
科學世界是一個“課題性”的世界。這裏的“課題性”與生活世界的“非課題性”相對應，人在生活世界中以“自然態度”生長，但人在科學世界中是以一種“科學的態度”生長，科學的態度是一種實證分析的態度，它排斥個人經驗的存在，以理性之網過濾生括世界，因此，胡塞爾說，與生活世界的直觀性和主觀性不同，科學世界是一種“原則上無法直觀到的、‘邏輯的’亞建築”。但是必須指出的是，並不因為科學世界有超直觀、超主觀的客觀性，而把生活世界與科學世界截然割裂開來，凱恩（中文名為“耿寧”）正確地指出，“盡管客觀科學的邏輯亞建築超越了直觀的主觀生活世界，但它卻隻能在回溯到生活世界的明證性時，才具有它的真理性”。生活世界與科學世界有著“娘胎”裏帶來的臍帶聯係，不能人為地割裂。唯科學主義就是沒有看到這種聯係，把科學世界看做惟一的、根本的東西，結果使科學變成一種不明自身意義和由來的盲目的力量，不僅控製著生活世界，而且控製著人自身，這就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和存在主義批判的“技術理性的異化”。
科學的世界是一個以數學的方式來把握的精細的世界。胡塞爾把科學的原始起點追溯到伽利略對自然的數學化，他說，“通過伽利略對自然的數學化，自然本身在新的數學的指導下被理念化了”。自然的數學化意味著以數學的方式來把握世界，世界將遠離日常的具體的世界，而成為一個抽象的、符號化的、精細的世界，在其中，我們得到的是抽象，失去的是形象；得到的是理性的邏輯．失去了感性的光輝；得到了精細的細節，失去的是朦朧與整體的美。在科學的視域中，世界首先被還原成數學、物理、化學等規定，這是一個以數學化模型呈現出來的精細的世界。
對生活世界來說，科學世界是一個理性的進化，它在逐步地肢解著生活世界的直觀性、豐富性和整體性。在最初，科學隻是知識總體的代名詞，它雖然是對生活世界的一種反思，但這種反思是全麵的，“在形式上保留了作為一種包羅萬象的科學的意義，即作為關於全部存有者的科學的意義”。但從伽利略對自然的數學化開始，到笛卡兒的“客觀主義的理性主義”的確立，科學的標準日益嚴格，科學越來越排斥人的價值的涉人，把世界不是當做“人的世界”、“意義的世界”，而是“物的世界”、“原子的世界”。科學也由最初給人帶來的全麵理性，走向片麵的理性的發展。科學世界以笛卡兒的客觀主義的理性主義為方法論，它就內蘊著主客二分的對象化思維方式，所以，從根本上說，科學世界所展示的是人對世界的主宰和支配關係，科學使人成為世界的支配者，從而發展了人的工具理性。工具理性使人成為科技的犧牲品，成為世界的“暴君”，它在實然的層麵敞開和征服世界，而不關心世界和人生存的意義；它關心的是手段的合理性，而不是目的本身的價值。正是工具理性的片麵發展，構成了科學的危機。但談論科學對人的發展的消極影響，並不是要否定理性在人的主體性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相反，現代社會主體性的人必須首先是一個理性主體，無論是對占有性個人主體和類主體都是如此。糾正科技給人的發展帶來的片麵性，也並不是要回複到原始的生活世界中去，而是要超越科學世界的霸權主義，使科學世界和人文世界結合起來，生成人的全麵理性、健全理性。
三、人文世界
與科學相對的是人文學科。就曆史淵源來說，當休謨試圖區分“是”與“應當”時，科學與人文對峙的曆史序幕便隨之緩緩拉開。“是”作為實然，更多地代表了科學知識的對象，“應當”作為價值規範，則首先指向“人文之域”。19世紀隨著經典物理學的成熟，實證的科學研究方法占據了統治地位，甚至試圖研究“人文之域”，以至於狄爾泰出來為人文學科爭地盤，他提出了人文學科不同於科學的三個特征：人學依賴於體驗（erlebnis）、表達（ausdruck）和理解（verstehen）的關係；隻有當體驗、表達和理解的網絡隨處成為一種特有的方法時，我們麵前的“人”才成為精神科學（人文科學）的對象；一門科學，隻有當我們可以通過生活（leben）、表達和理解的網絡關係去研究它的對象時，才屬於人學。在狄爾泰看來，科學和人文是對“生活世界”的兩種不同“經驗方式”。科學追求的是人與物的分離，是一種主客二分的對立關係，為了科學的客觀性，在對事物的經驗中保持價值無涉。但人文不同，人文追求的不是客觀的“經驗”，而是人與對象之間融合的“體驗”，主體與客體不是分離，而是全身心地進入客體，賦予“死”的客體以“人”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