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俱樂部的這些觀點一經公布和發表，立即受到當時的一些經濟學家的批判。對立的經濟學派認為“增長可以無極限”，增長可以通過人們對自然界的不斷認識和科學技術進步完全解決。但是從1973年到1983年的10年中，由於原油價格三次飛漲，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受到了“石油危機”的強烈衝擊，爆發了戰後最嚴重、最持久、最深刻的一次危機。這些情況表明，羅馬俱樂部當時提出的觀點是符合實際的。
1972年，以美國科學家巴巴拉·沃德和雷內·杜博為首的來自58個國家的152名顧問組成的委員會發表了《隻有一個地球——對一個小小星球的關懷和維護》，此報告為同年6月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首次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提供了背景材料。文件譴責由於人類過分追求經濟增長行為在生態上犯下的錯誤，從而導致一係列環境問題的出現。鑒於此，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從拯救地球的使命出發，從社會、政治和經濟的角度探討了地球的環境問題。將當前嚴重的環境汙染、人口增加、資源濫用、發展的不平衡性等問題與世界範圍內的城市化問題聯係起來進行討論。會議上首次提出了人類必須與地球建立親密夥伴關係的責任的觀點。
環境壓力，往往被看成是對稀少資源日益增長的需求以及富有者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所致。但是，也應該看到，貧窮本身也破壞環境，它以不同的形式製造環境壓力。在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人們為了生存，不得不向大自然掠取，以犧牲自然資源為代價，砍伐森林，過度放牧，使用貧瘠的土地生產糧食，使自然資源基礎不斷惡化，形成了貧窮——犧牲自然資源——環境破壞——更加貧窮的惡性循環的怪圈。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伴隨世界性經濟危機的出現，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也急劇衰退，甚至出現負增長，西方發達國家采取緊縮性的經濟政策，削減出口，停止外援，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導致發展中國家進出口交換比率下降，債務負擔進一步加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衰退，迫使他們放棄一些社會發展目標，導致人均收入的急劇下降以及失業率的上升，使更多的人回到自給自足的農業生產中。此外，由於發展中國家的決策者過分強調經濟的發展，以經濟效益為主要目標，忽視環境和自然資源的保護，加劇了對自然資源的環境壓力。
麵對全球人口增長、資源減少、環境汙染等問題，1980年，國際自然資源保護同盟受聯合國環境計劃署的委托，編寫了《世界自然資源保護大綱》，以指導世界各國開展自然資源保護活動。1981年4月，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表了《共存的條件——經濟發展與生態係統的關係》的報告。1981年，美國“世界觀察所”的L布朗發表專著《建立一個可持續的社會》，布朗尖銳地指出：“我們現在不是在從前輩手中繼承地球，而是在向子孫後代借用和預支地球”，並從三個方麵論證了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經濟和社會的不可持續性。
1983年，美國著名生態學家EP奧德姆發表專著《基礎生態學》。書中除闡述生態學原理之外，用很大精力分析了如何應用生物學原理指導經濟正確、可持續地發展，指出如果把生態學與經濟學有機地結合起來，再加上生態倫理學的指導，就可以避免人類社會在資源、環境等方麵麵臨的困境。
此外，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聯合國秘書長委托勃蘭特委員會和帕爾梅安全與裁軍委員會先後發表綱領性文件：《南與北——為求生存的戰略》《共同的危機》和《共同的安全》，從不同的方麵論述了人口、資源、糧食和環境問題與經濟持續發展之間的關係。1983年底，聯合國成立了以挪威女首相布魯德蘭登夫人為首的22人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該委員會在經過4年的調查研究後，於1987年3月正式提交了《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全麵分析了全球麵臨的人口、資源、糧食和環境等方麵的挑戰，正式提出了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可持續發展”的概念。1992年，聯合國在巴西裏約熱內盧召開全球環境與發展首腦會議，以“可持續發展”為中心，通過了全球21世紀綱領性文件《二十一世紀議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