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的角度看，法之成為國家的根本、治理的急務，既是確立促進人們興功利，懼暴虐的依據，也是訂立人們判定是非的標準，更是明確鼓勵人們了解事物、明白行與不行的原則。（《管子·七臣七主》）從君主角度看，法乃治民治政治國治權的法寶。因為法既可重民，又可抑民：重民者，乃重民之生存權利，所以法必以“畜民”為要務；抑民者，乃抑製民各種不正當欲望、野性、暴虐，使之循規蹈矩。
法作為重民與抑民的基本方法，就是刑賞——重民則賞，抑民則刑。
所以，君主治國和治政的根本任務就是重民以賞，抑民以刑，即“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管子·權修》）重之以賞的根本目的是教民“厚愛利”當人人厚愛利，民才富，國才強，才可使民們學會親君親人；抑之以刑的根本目的是教民“明知禮”當人人都知道君臣上下禮節時，才可教化他們。
治莫貴於得齊。製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緩則民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管子·正世》
治民的最終目標是使民“齊”，即使民與君上下一心，步調一致行有規，止有矩。治民之齊的根本方法是刑賞；刑賞運用的尺度是“禁罰威嚴”和“刑省罰寡”前者意指禁罰要嚴酷，嚴酷則生權威，權威立而民生畏懼，民生畏懼而才行有規止有矩。後者指刑罰要有度當刑則刑，當罰則罰；刑力求節省，罰力求稀少。隻有這樣，才能禁罰威嚴，治民於齊。這就涉及到對刑罰對象的規定和對刑罰目的的明確：刑罰的對象隻能是“奸邪之人”和“簡慢之人”奸邪者刑，簡慢者罰；刑的目的在於使奸邪者忠厚、誠篤，罰的目的使簡慢者整齊。最終達到通過刑罰而興利除害，使百姓安居樂業，從而實現維護和強化君主統治，富國強兵，以稱霸天下。
以此可以看出，管仲的以法治民、以法治政、以法治國的政治思想，是一種霸道（或者說霸權）主義思想化民以道，自然而治者為帝道。始有製度文明，不用而治者為王道。為以自貴而不伐者重霸道。
夫善用國者，因其大國之重，以其勢小之；因強國之權以其勢弱之；因國之形，以其勢輕之。弱國眾，合強以攻弱以圖霸。強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強國眾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強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形，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強國眾，先舉則危，後舉則利；強國少，先舉則王，後舉者亡。
《管子·霸言》
遵循人的本性而推行自然之治乃帝道，道術合一即王道，而運用刑賞術來治理天下為霸道。帝道產生於天下無爭，道法自然；王道運用於以德化天下；霸道出現於天下多爭，道術分裂。管仲所生活的時代恰恰是“道術將為天下裂”（《莊子·天下篇》）而帝道隱、王道衰、霸道必盛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裏，行帝道必亡，行王道必敗，行霸道則有求勝天下定於一尊的可能與現實。這是管仲審勢度時的敏銳與冷竣：他力倡和踐行以刑賞為基本內容的霸道之治，正迎合了其時勢的需要：管仲未執政齊時，齊混亂衰敗不堪，齊公桓縱有“欲以存亡繼存天子之位”，亦無從立；管仲政齊，齊國富而兵強，九合諸候而霸天下；管仲逝而管政失，則齊國衰。
（四）以自然喻人事的水本原論哲學
任何政治思想都有其哲學基礎。管仲王霸學治政思想的哲學基礎乃樸素的水本體論思想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
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人也。視之黑而白，精也。
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己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為都居。
準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
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產於金石；集於諸生。故曰水神。
《管子·水地》
人間美惡聰愚俊醜，都在大地中產生，大地是萬物生長的根基土壤）。而大地卻產生於水：水是大地的血脈與氣蘊，它的流動暢達，產生大地，生育萬物，它是萬物的本原，一切生命的起始和最後的歸宿。
柔弱之水能成為最大最強者，在於它自我卑下而無所不聚：它聚則滿，滿則盈。水的聚與盈皆來自於它的平澹本性：由於其性平澹才永不自貪、不自居、不自驕而處於“唯無不流”的運動狀態中，使萬物之所生，並成為萬物之所歸。水之能成為世界的本原，萬物的宗室，既在於它居下而無不聚而足（生）己，更因其平澹而無不盈而足（生）它。水的聚於不滿與盈於充足構成了它“唯無不流”的生命本質：水流生萬物，水流化萬物，水流而使萬物歸於水。因而，萬物皆流，無物不變，乃水使之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