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諸子心目中，“先王之道”即是“天道”、“人道”、“王道”
的整體表述，其間，王道乃目的，天道為源泉，人道是途徑（手段），將其三者統一、凝聚為一個價值整體的精神力量，是天倫主義道德觀和刑賞主義治馭觀。
在“先王之道”內涵結構中，王道之所以成為其目的，在於“先王之道”的本質規定是權力專製。國家統治權力集於一人之手，這即是“王”；王要把國家統治權力集於自己之手，必須有其強大於任何人和任何族的力量。當用這種力量來征服他者，這成為“霸”“先王之道”的本質規定即是“王道”與“霸道”，亦謂王權與霸權。王權必以霸權為先導為後盾，霸權必以王權為根本為體現：霸權所表現出來的基本形式是武裝的暴力，王權所表現出來的基本形式則是語言的暴力。前者借助於軍隊和刑獄而達向實踐，其表現形態是統治權力的野蠻與殘暴；後者借助於天倫與道德而達向實踐，其表現形態是統治權力的溫文爾雅。
管仲所開創的王霸學思想，把曆代先王的刑賞之術推向極端，使君王自己的恩多而廣，使血緣貴族的親少而寡。因為在管仲之前，刑賞之法隻適用於血緣貴族集團之外的外人、庶人、奴隸，血緣貴族集團內部更多的是實行家法、宗法——即禮法，君王們對於血緣貴族的基本方略是“賞”而不“刑”；而管仲的“嚴而少恩”就是不別親疏、不分貴賤地唯刑賞之法為唯一依據，即一切是非都斷於一法。與此同時，他的王霸學思想又把曆代先王們的“王道之禮”推向了絕對分明之境：在管仲那裏，真正的王道之禮，是以君王為起點並以君王為目標的神聖等級製度，即君要嚴格地保持君道，臣必須嚴格遵循臣規不能有絲毫的模糊與逾越。否則，社會將失去秩序，國家將由此混亂，富國強兵隻能是一句空話。這是管仲所開創的“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的根本考慮，亦是“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司馬遷）的根本理由。
就其終極目的看，法家與儒家沒有本質的區別，但為何後世統治者們卻隻暗用霸術而明揚儒術呢？後世儒生們為什麼要把治亂之罪統統歸結到法家身上呢？這涉及到對管仲開創的王霸學思想中的刑賞之術（法律）與天倫之術（道德）之本質關係的根本看待問題：管仲的王霸學思想是以曆代先王們的王道之禮為“體”，以王道之刑為“用”。王道之禮之必構成其王霸學思想之體，是在於嚴格的尊卑是集權的來源，集權是權威的來源，權威是秩序的來源，秩序是國富兵強的來源。周朝之衰微，其在於周天子與封國之間尊卑觀念、意識、情感的模糊，由而導致了周王室衰落，王權下移，天子權威喪失，天下由此分裂為弱肉強食的屠場。曆史與現實的雙重經驗與教訓，構成了管仲王霸學思想的來源，亦構成了法家一流的不竭思想源泉。
禮是刑之本，也是刑之源與矩。但反轉來看，刑又是禮之成的途徑，也是禮之用的方法和禮之固的手段。一個要行霸業、成王道的君王，麵對“天下道術分裂”而人人爭霸天下的局麵，絕不能以禮入禮。
因為以禮入禮，絕不能製天下洶洶之欲；欲望無止，則秩序難成；秩序難成，則國難富兵難強，霸業難圖。所以，在群雄紛爭的時代，隻能以刑賞入禮，以刑賞定禮，以刑賞固禮，以刑賞弘禮，才能真正重新確立等級、尊卑、上下、內外之禮，真正做到親疏有別，上下有序，內外有別。
王道即道與術的抽象表述。追蹤曆史，“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孔子《論語·為政》這個始於夏而為殷、周所“因”與“革”的“禮”即是王道中的“道”。“禮”之構成曆代聖明君王的王道之“道”，在於它是王權霸業的根基，統治階級的道德，民所崇敬的依據。它不是來自於人間的意誌，而是上天神聖法則與先祖智慧和美德的凝聚，所以它既是天倫，也是王德，更是民之精神的歸依。而這個王道之“術”則是依據王道之“道”所製定的統治臣民、穩固王權，建立秩序，維護國家的刑賞之法。
“齊桓公之時，天下卑弱，諸候力爭，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縷，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存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
《淮南子》記載的這段有關於齊桓公興霸業與管仲思想誕生的內在淵源關係，正可作為對管仲（及其後來者）的王霸學思想與政治實踐的最精辟概括：管仲察曆史之興衰脈向，審時度勢之所需，為野心勃勃的齊桓公提供了“欲以存亡繼存天子之位”的藍圖和“廣文、武之業”的道、術。這裏的“廣”者，乃弘揚、擴張之意；這裏的“文、武之業”就是王道之“道”和王道之“術”管仲的王霸學思想，就是對業已分裂了王道之“道”和王道之“術”的時代性重新弘揚和統一。正是這種統一，開辟了後來諸子的思想爭鳴，奠定了後世霸術與儒禮的合謀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