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對軍士的教育。經過選拔而剛入伍的新兵，並不能馬上參加戰鬥。在此之前必須經過嚴格的軍事教育。它主要包括“政教”與“服習”，即管理與思想教育和軍事訓練兩方麵內容。第一，管理與思想教育。這方麵的工作主要是由將帥對士兵經常進行愛國、愛家鄉父老鄉親的教育。實質上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愛國主義教育，隻是兩者在內容與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已。通過愛國教育，使官兵從內心裏保持一個強大的精神支柱和奮勇殺敵的力量源泉。第二軍事訓練。其具體內容如《幼官》篇所規定的：“動慎十號，明審九章，飾習九器，善習五教，謹修三官。”在軍事教育方法上，《管子》提出“因便而教”、“教無常”的原則，就是要根據具體的客觀條件而靈活施教，不可拘於成法。從而使軍隊養成一個靈活而且能適應各種形勢的習慣。這一原則堪與孔子的“因材施教”原則相提並論。通過對士兵進行嚴格的軍事教育和軍事訓練，就一定能大大提高軍隊的凝聚力、向心力及戰鬥力。如此便可守則固，戰則勝，無敵於天下。
農事教育
《管子》十分重視農業，認為農業是“本”，對一個國家的興衰治亂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它極力規勸吏民重視並大力發展農業。首先它勸導農民“務在四時”，精耕細作，辛勤勞動，然後是做好糧食的貯藏工作。
為了更有效地向百姓推行農事教育，發展農業生產，《管子》還主張設立“虞師”、“司空”、“司田”、“鄉師”等官職，由他們常年分別負責向農民實施農事教育，視察農業生產狀況，及時為農民解決困難。這種包含農技指導和教育的“農政”製度一直沿襲到兩漢以後但到了明清，其官員就隻管收稅、審案，至於“勸民農桑”隻是走走形式而已。
工商業教育
《管子》雖以農業為“本”，以工商業為“末”，並且有“飭末”、“禁末”之說，但並非反對一般的工商業，它所反對的隻是對國家富強不利的工商業。
在談到對於“工”即手工業者或工匠的教育時，《小匡》篇說：“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計製，斷器，尚完利。”要求工匠選造出種類齊全，工藝精致的手工業產品，以滿足社會需要對於商人的教育，它也提出了具體的辦法：“觀凶饑，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駱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從而促進商品交流和市場繁榮。同時，《管子》還教導工匠和商人要經常切磋生產與操作技藝，交流市場的行情。
以上可以看出，《管子》四民分業的社會職業教育思想具有這樣幾個特點具有鮮明的政治性和生產性，它是為鞏固齊國政治統治服務的。
注重環境對職業技術教育的積極作用，至於教育過程、內容和方法等方麵沒作具體規定，基本上采取順其自然的態度。
子承父業，家業傳世。這樣，個體家庭不僅是物質及人身再生產的社會細胞，而且也成為精神再生產的社會基本單位。子承父業是中國古代社會職業技術勞動力更新的一貫傳統。
四民分業的社會職業教育是一種終身教育，符合職業教育的終身性要求。
《管子》四民分業的社會職業教育思想固然意義重大，對後世影響深遠，但無可否認，它同時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四民分業定居，家業傳世，使各個社區向著專業化方向發展，這樣久而久之，就會使人孤陋寡聞，並限製著人的全麵發展。可見它有著極大的封閉性和保守性。再者，子承父業，家業傳世，使得生產技術、操作工藝中的“絕招、“秘方”隻在父子之間口傳心授。這樣許多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不僅無法得到推廣，反而倒有失傳的可能，事實上也正是如此。幾千年來我國科學技術發展緩慢，有時甚至停滯不前，除了政治原因以外，大概與過分強調“父兄之教”也有很大的關係。
總之，四民分業的社會職業教育思想具有很強的時代性，是當時社會生產關係的反映並為之服務的。盡管如此，它仍不失為中國古代教育史上最早的職業技術教育，並具有自身的特色，所以應給它以應有的曆史地位。
（四）《管子》的弟子教育思想
現行本《管子》中的《弟子職》一篇，古代被認為是塾師教育弟子之法則而作單行本傳習。郭沫若等認為它是戰國時代稷下學宮的學則而收入《管子》。其內容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