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遵明指其心，謂“真師正在於此”。古者師無誤師即心也，心即師也；非師無心，非心無師。以左氏考之，周衰設學而教者，師已有誤，故其義理漸差。及至後世，積眾師之誤以成一家之學，學者惟師之信而心不複求，遵明此語，殆千載所未發。雖然，師誤猶可改，心誤不可為，此既遵明智所不及；而以心為陷阱者方滔滔矣。
周書·列傳
薛慎傳載宇文泰“於行台置學，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旦理公務，晚就講習，先六經，後子、史；又於諸生中簡淳懿者侍其讀書”。餘嚐恨劉裕質可語上，而劉穆之痼之，然則蘇綽之力多矣。漢高祖言“乃公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至溺儒冠；史臣乃謂其“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嘻，甚矣，又安足述乎！
隋書·帝紀
仁壽元年，減國子學生，止留七十人，太學、四門、州縣學並廢。當時國子千數，則所散遣者數千萬人矣，豈不駭動，雖有諫者皆不聽，史臣以為其暮年精華銷竭致然，時方遣十六使巡者省風俗，而詔以為“徒有名錄，空度歲時，未有德為代範，才任國用，良由設學之理多而未精。”至三年七月下詔，令州縣搜揚賢哲，則雲“雖求傅岩，莫見幽人，徒想崆峒，未聞至道，惟恐商歌於長夜，抱關於夷門”，旨意懇切；且“限以三旬，鹹令進路，微召將送，必須以禮”；則所謂精華將竭，有所厭怠者亦未然，蓋其心實謂空設學校未足以得人耳。古之為教，使材者必出學，舜周公之論是也。漢以後傳經師章句而已，材者由於學則枉以壞，不材者由於學則揠以成，教之無本而不行，取之雖驟而不獲，則學之盛衰興發，蓋未易言也。
隋書二·誌
占文尚書，屋壁所出，謂蝌蚪書也。孔安國以隸古定，即今文也。其後學書以楷為宗，故孔安國書遂為古文。然自蔡邕之流，已變從今文矣。自晉梅賾、齊姚方興始厭孔安國尚書，學者方複以古文行之；而唐始令衛包變從今文，學者因以今之所謂書者非複古文。不知字有古今，而義無古今；不然，則西方絕域之學，旁行累譯，安得盡通於中國哉！
人情之好惡，習俗之流傳，亙古今而常在，豈特義無古今夷夏，而文亦無古今夷夏也。學者知此，則道德之意，思過半矣。至明皇改“無頗”為“無陂”，則轉易義訓矣。然李肇所雲，亦止此一條爾。
隋書·列傳
李諤論當時文弊，謂“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始蘇綽以典誥體風厲境內三十年矣，而諤所言乃如此，餘所謂反助徐之風，激天下而從之者也。諤又言司馬幼之以文表輕豔獲罪，“自是公卿大臣鹹知正路，莫不鑽仰填索，棄絕華綺，進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且欲以憲司之勢禁絕之，諤尤陋矣。而史乃稱“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世俗一種凡鄙見識，無不然者，彼以為文者若是而已耶？
敘儒林稱晉魏以後，“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大抵南人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後人因此遂謂南北之異可以折衷，此甚不然。實即華也，英華即枝葉也，無繁簡之殊。經生學士之言所以爛爛漫充斥而不可據者，正以英華非英華而枝葉非枝葉也。使其是，則溯一枝葉可以得本根，又何厭焉！知道然後知言，知言則無章句。
近世雖無章句之陋，其所以為患者，不知道又不知言，與昔日章句無異也。
荀子·勸學
傳說固已言學之要，孔子講之尤詳。道無內外，學則內外交相明，今在書論語者，其指可以考索而獲也。荀累千數百餘言，比物引類，條端數十，為辭甚苦，然終不能使人知學是何物，但雜舉泛稱，從此則彼背，外得則內失；其言學數有終，義則不可須臾離，全是於陋儒專門上立見識，又隆禮而貶詩書，此最為入道之害。後揚雄言“學，行之上，言之次，教人又其次”，亦是與專門者較淺深爾。古人固無以行為上而教人為下者，惟後世陋儒專門，莫知所以學，而徒守其師傳之妄以教人；雄習見之，以為能勝此而兼行者則上矣。近世之學則又偏墮太甚，謂獨自內出，不由外入，往往以為一念之功，聖賢可招揖而致；不知此身之稂莠，未可遽以嘉禾自名也。故餘謂孔子以三語成聖人之功，而極至於無內外，其所以學者，皆內外交相明之事。無生死壯老之分，而不厭不倦於其中，此孔氏之本統與傅說同也。
解蔽
荀卿議論之要有三，曰解蔽，正名、性惡而已。其言諸子莫不有蔽，而不蔽之理，莫如知道而治心；故曰“虛一而靜，謂之大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至於參日月，滿八極，謂之大人，而無有蔽之者也。雖然，難矣。蓋諸子之學，何嚐不曰知道而治心，使之虛靜而清明以形天下萬物之理，而自謂不能蔽也！
荀卿以己之所明而號人以蔽，人安得而受之？舜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不止於治心”；箕子“思曰睿”，不在心；古之聖賢無獨指心者。至孟子，始有盡心知性、心官賤耳目之說。然則辯士素隱之流，固多論心，而孟荀為甚焉。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夫學常進則得其養，同於人則不偏於己，重於己則不尤於人，舍是，吾未見其不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