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適亦是從人性論出發而論教育的作用的。他否定了理學家的氣稟說，提出了人性平等、無聖凡之別的主張。“性合而中，物至而中，獨聖賢哉？亦千萬人同有也。”又從天賦平等觀點出發，肯定了教育權利的平等。他還認為人類具有普遍的認識能力，但這種能力隻為人認識事物提供了可能性，所以還必須通過一定的教育和實踐，才能真正認識真理。他說：“《書》‘惟學遜誌，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言學修而後道積也；《詩》：‘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言學明而後德顯也；皆以學致道而不以道致學”。強調後天教育的作用，認為教育能化性起偽，按人的心理特征去塑造人。“翹材穎質，將進於道，必約以性，通以心肝脾胃腎無恣其情，念慮思索，無撓其靈，則偏氣不勝而中和全矣。”須指出的是，葉適雖然認為人性平等，且需用教育來發展人的認識能力，但他為維護封建官僚的既得利益，明確提出教育條件的不平等。“舉公卿大夫之子而養之於學校，擇天下之明師良久以成就之，使其才器卓然，可以為國家用”，則顯出他階級的局限性。
2.培養德才兼備、文武兼資人才的教育目的論葉適在批判理學教育目的的過程中提出了事功學派的教育目的：培養德才兼備、文武兼資、博學多能的實用人才，即集智、仁、勇於一身的真正的士。真正的士須具備哪些素質呢？他認為，要有豐富的知識，包括儒家經典、曆史文獻、諸子百家之學等知識，旨在作今人治世之借鑒，尤要善於運用這些知識服務於現實。葉適說：“永嘉之學，必彌綸以通世變者。”除此之外，還須具備從政的藝能，有政事書判、文章術業等實際本領。認為“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為文不能關教事”，“雖工無益”；“篤行而不合於大義”，“雖高無益”；“立誌不存於憂世”，“雖仁無益”。總之，要博學多能，經世致用。此外他還把優良品德視為士的重要素質。強調道德修養的作用。不以秉義明道為止境，還要見諸事功。極力反對重德輕藝、學用脫節現象。“果行育德，則不可勝用矣。”具有了優良的品德，就可以“夫秉義明道，以此律己，以此化人。”一方麵用“義”武裝自己，教育他人，從而承擔起輔佐政治之重責，另一方麵可以恪守救時除亂之誌，擔負起複我中原之大任。
葉適從南宋抗金鬥爭的實際需要出發，針對當時重文輕武、文武脫離的風氣，提出真正的士不僅要德才兼備，且要文武兼資。如此，才能克服冗官，改善吏治。因此在教育上實行文武一道，使培養出來的人既有料敵之智又有治事之功。葉適提出了自己鮮明的培養目標，與理學家主張培養“醇儒”的教育目標公開對抗，這在當時有積極進步意義，也頗具理想色彩。在教育思想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3.經世致用的教育內容論葉適關於教育內容的論述，以經世致用、培養道德和事功兼備的人才為出發點，不僅重視儒家經典及此外的曆史文獻、諸子百家之學，且重視文章判書等實事，突破了儒家傳統教育的框子，擴大了教育的內容，而且還明確提出把儒家經典當作曆史文獻研究，而不是奉為教條加以效法的主張。這對後世學術思想的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
葉適極為重視研究儒家經典，尤其《六經》。認為《六經》記載了古人治世的曆史，且各具不同的社會作用。“《易》非道也，所以用是道也。”把《易》作為一門指導曆史和現實政治的學問列為教育內容。學《書》旨在使當時學風士風從虛談空論中掙脫出來，回到切實解決國計民生的實際事功上去。“言周人之最詳者，莫如《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