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播音的降調問題
粉碎“四人幫”以來，我們廣播電台的播音質量有所回升。但是，繼續提高播音質量，既是廣大聽眾的強烈呼聲，也是我們播音員的普遍願望。對降調問題的研究、探索，正是由此而來的。
我們的人民廣播，曆史不算長，卻有優良的傳統和豐富的經驗。前些年，由於林彪、“四人幫”倒行逆施，人民廣播事業遭到嚴重的幹擾和破壞，播音又怎能例外？“不喊不革命”，這就是原則；“調高情亦高”，這就是標準。喊得頭昏眼花，還得接著喊；已經聲嘶力竭，仍然不許降調。喊不上去了嗎？“不怕犧牲”！喊不出來了嗎？“靠邊站”！喊，成了最時髦的東西，連舞台上、銀幕上，也是喊聲震天的！如今，隨著林彪、“四人幫”的覆滅，隨著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的逐步恢複和發揚，我們更深切地感受到了黨的期望和人民的意願。人民厭惡假話、大話、絕話和屁話，當然，也從來沒有喜歡過“喊”話。那令人不能忍受的、不堪入耳的嗓音高調，連同那令人不能容忍的、不堪出口的毒言惡語一起，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曆史的譴責和抨擊。
於是，降調被鮮明地提出來，並且在播音實踐中被愈來愈多的播音員同誌所重視、所追求。這種追求，正標誌著我國播音的優良傳統的恢複和發揚，也意味著向廣播語言藝術高峰開始了可喜的登攀。
一
究竟怎樣理解“降調”呢？
有的同誌可能說：降調降調，自然是把調降下來，有什麼不清楚的！
那麼，如果進一步問：所謂“降下來”是指什麼呢？怎樣降下來呢？
事實上，就是因為對“降調”的理解有不夠準確的地方，才產生了不太理想的效果。例如，有的同誌就認為：降調顯然是對高調的否定。那麼，這種否定顯然是越徹底越好。於是，在播音時就得盡量低，似乎一點兒高音也不能有，有一點兒高音便看做是高調的影子和痕跡，就必須立即加以蕩平。這種認識，在一些同誌的頭腦裏不一定那樣清晰和強調，但或多或少是起了作用的。因之，我們聽到某些播音，低是低了，不過卻顯得那樣平，連應有的高音和棱角都幾乎被磨光了。對這樣的“降調”，有許多異議那是自然的。還有的同誌認為，高調是費力不討好的事，而降調卻可以事半功倍，自己播音時，隻要鬆弛省力，聽眾就容易聽得進去。基於這樣的認識，播音時的確鬆弛了，省力了，不過卻顯得那樣淡，幾乎聽不出播音員的播講願望，感受不到那蓬勃的朝氣，反而給人以鬆鬆垮垮、無精打采、冷若冰霜的印象。對這樣的“降調”，我想也不會有多少人讚同吧。
實際上我們播送每一篇稿件都有一定的宣傳目的，它總要體現在播音的具體過程中。我們思想感情的運動狀態，表達思想感情的各種方法，都受到宣傳目的的統帥和製約。凡是由於某種幹擾，正確的宣傳目的被削弱，甚至被其他目的替代了，這就是目的轉移。如果為降調而降調，使降調作為手段的性質變為目的，就是喧賓奪主。這同在話筒前想技巧、改毛病、裝樣子等，殊途而同歸。在這個問題上，有意無意地把降調作為目的，的確是一大障礙，必然會導致播音的失敗。
降調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隻是為了更好地為宣傳目的服務，隻是為了“使人願意接受”而被我們賦予了存在的價值。否則，它的命運不會比使人聽而厭之的高調的命運好多少。為了避免出現“降調情亦降”的效果，而忽視宣傳目的的作用，無疑是緣木求魚；即使詳談其他細微末節，也不會產生綱舉目張的作用。這是為眾多的事例已經或正在證明的。
二
不少播音員同行在探索降調的實踐中，對存在的問題和聽眾的反應很傷腦筋。聽眾不願意聽高調，可是對當前的降調又覺得平淡無味，鬆軟無力。在這方麵，當然不應以聽眾的這些意見作為否定降調的理由，應當在我們自己身上找一找原因，認真研究一下如何降調的問題。
我認為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降到什麼程度；二是降成什麼樣子。
先談降到什麼程度。
高調，經常使用極限高音、強音，令人震耳欲聾。但如果過低，一味使用極限低音，反而會使人感到壓抑、窒息。二者都會造成外在、強製、生澀、吃力的印象。在生活中，在藝術上，那最豐富、最生動、最悅耳、最誘人的聲音，肯定是自如的聲音。我們降調，就是降到自己的自如聲區，充分發揮自如聲區的特色和表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