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聲語言是訴諸於聽覺的。要使聽覺永遠處於積極、敏感的狀態，就要求聲音的不斷變化。這似乎是一條普遍的規律。這和視覺要求色彩的變化相同，感情色彩、聲音色彩就是一種向視覺的借用。在歌德和艾克曼的對話中，曾由顏色學而涉及聲音、舞蹈、戲劇的變換規律。艾克曼還指出，在這條規律下“我們樂意避免方才聽過的同一種聲音”(《古典文藝理論譯叢》第十一冊，第215頁)。這個見解雖然顯得籠統，但對我們還是有啟發的。
要求變化，在有聲語言的運用中，正是對單調的否定。人的聽覺之所以不願承受單一性的刺激，就因為刺激的單一性少有色彩和分寸的有依據的變化，少有主次分明、上下銜接、渾然一體的轉換。平淡、呆板、僵直、生硬，永遠使人厭煩，並會受到聽覺的抵製。
有聲語言的變化，有的如“吹皺一池春水”，有的如“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有的如“鐵騎突出刀槍鳴”，有的如“夜半鍾聲到客船”。降調，正是為了克服單一性，加強豐富性。
毛澤東同誌曾深刻地指出：“世界上的事物，因為都是矛盾著的，都是對立統一的，所以它們的運動、發展，都是波浪式的。……這是事物矛盾運動的曲折性。”(《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61頁)有聲語言的變化。就是要把握思想感情的曲折性，把握聲音形式的波浪式。這正是我們所說的“降成什麼樣子”的“樣子”。
在聲音形式上，重視語音要素各自的相對性是極端重要的。在有聲語言的運動中，音色、音高、音強、音長都是在比較中顯現出區別來的。我們常說的虛實、起伏、剛柔、快慢等，怎能切實做到“降而不懈，降而不僵，降而不抻，降而不軟”，健康的而不是畸形的體魄便會應運而生了。這“一朝分娩”的緣由，並非造物的神通，恰是“十月懷胎”的孕育。這中間，廢寢忘食自不必說，僅那失敗的苦痛就比成功的歡欣要多出多少倍！
第三，無一言無對象。為了降調而降調的播音，往往失去對象感。就像高調的“對空訓人”，降調而無對象猶如自言自語，聽眾會覺得你的話與我無關。
解決這個問題，必須研究如何設想對象。
我認為，設想對象要具體，要力圖符合宣傳目的，並盡量聯係與稿件內容有關的、我們自己的生活經驗。但是，具體設想時，既不要太廣大，似乎是千萬人端坐細聽，也不要太狹小，好像隻播給一兩個近親好友聽。以有利於喚起播講願望，達到宣傳目的為原則。如果不但能做到“心中有人”，而且能做到心中有聽眾的反應，把每句話都流暢自然地送到聽眾的耳朵裏，送到聽眾的心坎上，那麼，降調便增添了新的活力。
困難的是新聞、評論的播音。這當然同我們對兩種體裁的看法有關係。它們的政治性、政策性、指導性、鼓動性，把我們搞得謹小慎微，前怕狼後怕虎，甚至手足無措了。不是嗎？有的同誌播起科學常識來，自如得很，一旦拿起了新聞、評論來，似乎就登上了什麼寶座，端著個架子，拿著個調子，真是正襟危坐，照本宣科。這些同誌完全是出於好心，不過多為習慣使然，弄得事與願違，效果不佳。
曆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我們設想的具體對象，大多是工農兵和知識分子。我們向他們作宣傳，雖然不必是事事商量，小心求教，但也不應把他們看做一無所知。新聞、評論，難道不是擺事實，以事明理，講道理，以理服人嗎？對敵人，輕蔑比目眥盡裂更有力量。
誠然，有一種意見並不正確。這種意見認為，聽眾對我們宣傳的內容完全了解。這樣想，常常會削弱甚至取消宣傳的必要性，削弱甚至取消播講的迫切性。在我們設想具體對象時，要恰當選擇才是。
正確地設想對象，牢固地獲得恰當的對象感，將幫助我們調降而情不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