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有人，是主持人的一項交際需求。在現場，在播音室，主持人應獲得這一交流心態。同受眾，同合作者，都不可出現目中無人、旁若無人的交流障礙。要時刻想著聽眾或觀眾，一言一行都為他們著想。有的主持人，似自言自語，好隨心所欲；有的主持人，常信口開河，愛取笑別人。聽別人說話，不要東張西望；對別人說話，不能妄自尊大。這裏，不是一聲聲“朋友”，一個個微笑能夠搪塞得了的。
節目主持人能力要提高，涉及眾多問題，而整體素質的強化、深化，是個核心。願我們的主持人樹立規格層次意識，使廣播電視節目色彩紛呈，滿足受眾日益增長的需要。
論廣播電視語言的淨化和美化
廣播電視傳播，語言的作用不可輕視，語言的文化內涵和精神品格在廣播電視中無時無刻不在顯現，並達於受眾耳目，進入受眾心田。作為最現代化的輿論工具，廣播電視的觸角似乎已經全方位地作用於人類的社會生活，而語言的質量正直接影響著人們的價值取向、思維定勢、生命活力和生存方式。所謂語言的質量，就是指語言的淨化和美化程度。
一
在人類曆史上，口頭語言、書麵語言相繼出現，交互滿足著人們交際和交流思想的需要，競相攀登語言藝術的高峰。從百家爭鳴開始的雄辯，從《詩經》《楚辭》開始的名篇，構成了我國源遠流長的燦爛文化寶庫，建造了我國獨具特色的輝煌語言大廈。“膾炙人口”“愛不釋卷”，正是人們從孩提便口誦目視的豐富與優美的精神享受的恰切說明。眾多的傳世佳作和不朽名篇至今仍有其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民族文化心理上矗起了不可動搖的中流砥柱，淨化和美化著民族精神凝聚其中的語言。
但是，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不能不被社會的發展變化所更動。有時，被引入形式主義迷陣，有時，被蒙上域外文化灰塵。即使像在我國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下，也不免出現語言的嚴重汙染和混亂，折射出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化心態還有著滋長的土壤這一現實。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帶來了國家的繁榮和昌盛。但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並不能在短時間內清除利己主義、拜金主義的汙濁，私有製觀念反而以新的包裝侵入屢經憂患的肌體，衝擊著民族自豪感、曆史責任感。於是，民族文化、民族語言的主體優勢，也受到崇洋迷外、沉渣泛起的公然挑戰。打著“改革”“創新”的旗號，摒棄民族語言的優良傳統，催動著文化品位和語言質量走向“迎合”和“媚俗”，正是廣播電視語言傳播的危機所在。
二
廣播電視是現代化的輿論工具，是黨和人民的喉舌。對這一根本觀點，並不是所有人都認同的。有人認為，傳統廣播模式“對於分析政治宣傳確實是十分適用的”，而“主持人語言”，有著“不同的風度和格調”，是與傳統模式“徹底決裂”的改革產物。主持人有權決定節目內容，“突破了原有稿件審查製度”。在這些“理論”的引導下，喉舌功能被擠壓到一個狹小的範圍裏，似乎改革已同它真的“徹底決裂”了。於是“個性”“個人風格”的讚美聲不絕於耳，隨之而來的，便是對黨的方針政策的扭曲與冷漠，某些庸俗內容和低級趣味堂而皇之地進入了大眾傳播領域。
有人公然主張“主持人不必像播音員那樣必須說普通話”，“不必看重生活作風中的細微末節”，“要自然，不必字正腔圓”，“要打破播音腔才能貼近受眾”……這些論調使許多人迷惑，使不少人失去了對語言汙染的警覺，模糊了對語言混亂的辨別，甚至認為自己越不像播音員越好，越沒有播音味兒越好。有的播音員也自慚形穢，不再致力於語言功力的錘煉，不再講究播音的藝術品位，甚至盲目地引進生活語言中的雜質，且以此為改革的成果。
《共產黨宣言》中的與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特指與私有製觀念徹底決裂，這應是一常識。自有廣播電視以來，就有“播音”這一不可或缺的環節，就有“我播你聽”這一不可移易的模式。1983年中共中央37號文件明確指出“以新聞改革為突破口，推動廣播電視宣傳的改革”。新聞改革，最主要的是從“以階級鬥爭為中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沒有任何打破喉舌論的含義。主持人節目的大量出現，擴大了廣播電視的多功能，卻絲毫不意味著削弱喉舌功能這個主功能。節目主持人也是新聞工作者，而不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怎麼能喪失搞政治宣傳的崇高職責呢？怎麼能“自己決定節目內容”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呢？怎麼能“突破”審查製度呢？世界上哪裏有不以自己國家、階級、集團的利益為重，把廣播電視變成“自由論壇”，搞成各種觀點、各種思想、各種價值觀念的大雜燴的呢？企圖突破審查製度，極力吹捧個人“把關”，會把改革引到什麼方向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