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廣播電視，在黨的領導下，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取得了很大成績；但那不諧和音，無異於幹擾，使得本該淨化的語言滲進了雜質，受到了汙染。這不能不加重了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責任。
三
廣播電視傳播，應緊緊圍繞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提高全國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大多數傳播者是清醒的，因此，播出了不少精品節目。但是，由於各地電台、電視台風起雲湧般地建立，大量未經培訓和良莠不齊的人進入並承擔了節目製作與播出，在那些管理不力，特別是把經濟效益作為硬任務的單位，包括台、部、組，有些節目出現了格調不高、內容雜亂的問題。
這裏主要表現出傳播者自身職責不明、思想混亂和認識模糊。
其一，把傳播者混同於受眾，一心做“知心朋友”，甚至把受眾當做“上帝”，誤解了“受眾中心”的本意。尤其是當傳播者自己生活圈子狹小，社會認識淺薄，視界相當狹隘的情況下，造成了思想道德意識低下，千方百計向“時髦”受眾迎合的局麵。把“改造世界觀”、“樹立正確的人生觀”、“為人民服務”、“無私奉獻”看成過時的口號，一味地追求“人情味”、“講實惠”，有的散布封建迷信，有的崇奉西方的價值觀念，有的宣傳吃喝玩樂、享受人生。英雄人物、高尚情操不那麼吃香了，巨星、大款成了風雲人物，舉手投足、一顰一笑都那麼令人心馳神往，拍案叫絕。好像世界曆史是他們創造的，芸芸眾生都應該仰其鼻息，被其恩澤。這樣的傳播者要把受眾引向何方？
其二，把傳播者當做“聖哲”、“思想家”，以為自己“全能”，可以指點迷津、號令天下，高昂著頭、眯縫著眼，似乎又回到了“上智下愚”的社會，受眾便成了不言而喻的“群氓”。事實上，廣播電視的傳播者，需要一定的政治覺悟、政策水平，需要廣博的知識，需要銳敏的反應，需要語言的功力，那目的是很明確的，即：具有傳播的能力，能在節目中彙集相關的人類文明，以事省人、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既不可能是古希臘尊崇的“學識淵博的聖哲”，也不可能是封建的歐洲貴族尊崇的“勇敢的騎士和謙恭的僧侶”，更不可能是文藝複興時期人文主義者推崇的理想——“集學者的睿智、藝術家的才華、武士的英勇於一身的和諧發展的人”。傳播者之所以在傳播的崗位上勝任愉快，通俗地說，因為他善於傳播。或者具體地說，因為他善於搞廣播，他善於搞電視。值得驕傲的，是他搞廣播或電視，有一定的優勢，比一般人高明。如果說，他是“學者型主持人”、“專家型主持人”，不過是說他在主持某一類型節目時，不但有主持的能力，還具有與節目內容相關的學科領域、專業領域的一定水平的知識，並不是說他是與節目內容相關的那個學科領域、專業領域的權威或學科帶頭人。如果真的是那個領域的權威或學科帶頭人，可以做嘉賓主持，根本沒有必要放棄那個領域的權威或學科帶頭人的學術地位、學術成果，去做什麼職業主持人。作為傳播者，必須在善於傳播上下工夫，而不必熱衷於去成為某個領域的權威或學術帶頭人。而為了善於傳播，他必須培養自己的群體意識，使自己在一定的群體中準備傳播和進行傳播。任何輕視、忽視、無視群體，居功自傲、“鶴立雞群”的思想和言行，都會銷蝕傳播能力，縮短傳播生命，降低傳播質量。以“聖哲”自詡的傳播者，在節目中不會有上乘的表現，反會給受眾以“威壓”，可以蒙騙於一時，怎能長久？“教訓人”、“教導人”的語言或副語言，已經使人厭煩了，隻能改弦易轍。
以上兩種傳播者，都是一種失職，從語言的角度看，都是一種迷失。迎合受眾或訓導受眾，必然造成遣詞造句、表情達意上的錯誤和失度，越是由衷之言，就越是偏激過分，這時，語言本身已無能為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