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凡是設置了主持人的節目就是主持人節目，同其他形式的節目一樣，有聲語言不可或缺。播音員、節目主持人都是“出頭露麵”的人物，他們是黨和政府的喉舌，人民群眾的知音。同時，他們也是語言教師，在廣袤的課堂上，為老少婦孺傳播信息、知識，並做著語言示範，人們自覺不自覺地學習、有意無意地感受，日複一日，耳濡目染，在潛移默化中得到了語言的熏陶。因此，播音員、節目主持人隻要在話筒前、鏡頭前工作，就必須堅持規範化的語言表達，展現規範化的語言風采。
對播音員和節目主持人總的要求，從業務的角度來說，主要是“以播為主，一專多能”。如果不以播為主，就是別的什麼行當了；而一專多能，不但解決了相關、相鄰行當的聯係和互補問題，而且明確了主體的位置與業務特點。在以播為主的認識上，我們提出“有稿播音錦上添花，無稿播音出口成章”，既有優良傳統的繼承性，又有社會發展的開拓性，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當今，語言的視界已經脫離了小農經濟自給自足的狹隘天地，正在融入曆史文化的高遠時空。那種把規範化看做刀斧繩墨的觀點，很容易走進死胡同，就不足不怪了。特別是一些節目主持人，再加上某些糊塗理論，對語言規範化猶如骨鯁在喉，必欲清除而後快。據說，規範化社會使他們的語言失去“生活化”的光澤，變得幹癟和呆板。
現在，一些節目主持人，包括一些名主持人，在話筒前、鏡頭前的語言麵貌，並不那麼珠圓玉潤。有的氣促聲噎，有的氣虛聲飄，有的方音明顯，有的生硬做作，不一而足。從語流看，初聽好像順暢，細聽便覺語勢單一，主次模糊，甚至形成了一種固定腔調。這難道是“生活化”麼？貼近生活的要求絕非要與生活同態，大眾傳播也不應陷入人際傳播的汪洋大海，這應是起碼的常識。
為了著意誇大節目主持人播音與傳統迥異，竟在刊物上宣揚“主持人語言”與播音語言是什麼“兩種不同的語言”，“不可以用一種語言規範來規範”。我們的理論家連語言的常識都拋棄了。
文字語言和有聲語言是兩種語言形態，朗誦式、宣讀式、講解式、談話式……是不同的語言樣式，而每一樣式又會根據不同的內容、體裁、對象、語境、風格……表現出不同的語言樣態。漢語的準確、豐富、精深、優美，不但源遠流長，而且獨具特色，早已為世人所公認。推廣普通話的社會意義和文化價值，在語言規範化的進程中，將得到進一步的顯現。
新聞播音、專題播音、節目主持，不論前期做了多少準備工作，多少人參加了策劃、采訪、錄製，全部工作最後都彙集、凝聚到節目中，融合、體現到有聲語言(電視還包括副語言)中。報告新聞，必須強調新鮮感，要求“字正腔圓、呼吸無聲、感而不入、語尾不墜、語勢平穩、節奏明快”。每一條消息、每一篇通訊、每一件深度報道、每一次評論，又都有具體的要求。說這是“按播音的程式化規則來說話”，“如果那樣做，主持人和受眾都會感到做作和滑稽”，真是“欲作新詞強說愁”。稍有播音體會的人都知道，新聞播音是有聲語言創作中的高難度動作，需要極強的語言功力。現在，由於“輕新聞、重主持”的誤導，新聞播音的水平不盡如人意，能夠報告新聞，特別是能夠報告重大新聞的人才奇缺，提高新聞播音的質量是當務之急。節目主持人也必須強化自己的語言功力，以適應多種樣式、多種樣態的語言要求，正如孫家正部長指示的那樣：“播音是播音員和節目主持人的基本要求”，“沒有標準、規範、準確，任何親切、自然恐怕都不會走到正確的道路上去。”看來，“按播音的程式化規則來說話”是否定不了的，不按播音的規律來說話，什麼親切、自然，什麼“生活化”，都將是畫餅充饑。
節目主持藝術的核心同樣是有聲語言創作，同樣要用普通話來規範，不存在第二種所謂“特殊”的語言規範，認為“應有不同的能與生活化相適應的規範”，就是把規範化同生活化對立起來，用“與生活化相適應”來抵製規範化。節目主持人也要樹立現代意識，也應該按國家大法把普通話作為通用語言，以說普通話為榮。這樣才會使自己的語言雅俗共賞，富有生活氣息。隻有這一種規範化，豈有他哉！硬要提出另一種規範，還要別人去實行，那才會使人感到“做作和滑稽”，為有識者所不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