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種辦法，電視綜藝節目的製作者、傳播者中，有誌者會夜以繼日地勤奮學習，研究國內外的成功經驗和全球發展態勢，把別人的先進經驗借鑒過來，為我所用，努力創新，不再吃別人嚼剩的饃，走出自己的電視綜藝之路。要有特立獨行的勇氣，不圖眼前的轟動效應，不圖到手的高額贏利。這是培養隊伍和發揮潛力的根本途徑。
第三種辦法，加強播出之前的監審，把問題解決在萌芽階段。節目創作文本、節目錄製現場，都應該有人把關，那些低俗的東西，隻要一露麵，就馬上糾正。例如，有的主持人，袒胸露腹，發型怪異，賣弄風騷，談吐庸俗；還有的主持人，狂妄自大，戲弄觀眾，自我膨脹，毫無節製。這既是主持人的綜合素質問題，也是把關人的如何要求問題。“製造氣氛”、“張揚個性”、“打破框框”、“吸引眼球”等等，強迫主持人無所不用其極，難道隻怪主持人的修為麼？當然，主持人也完全應該提高自己的文化修養和品德素養，否則，就會喪失本身的“人格”，損害屏幕形象。
第四種辦法，在整合媒體各種運營體製的過程中，先行改善頻道或節目內部的操作機製，以改革小環境和局部的運行策略來帶動和促進大環境和整體的體製。特別是評價體係方麵的定性與定量分析指標，不要隨波逐流，而要努力科學化、現代化。電視綜藝節目主持人的屏幕形象，既要保有落落大方、高雅爽朗、輕鬆瀟灑、睿智寬容的共性特征，又要提倡揚長避短、特點鮮明、真切坦誠、熱情洋溢的個性風采。千萬不要追逐時髦、迎合媚俗，更不要邯鄲學步、東施效顰。在當前，我們還是應該注重策劃、研究時尚、引導受眾、愉悅身心。
以上隻是掛一漏萬的幾點想法，供參考而已。
四
我們從來都認為，電視綜藝節目是大有作為的，她不該衰落。現在，一定不要怨天尤人，而是應該反躬自省、反躬自問：我們盡到了媒體的傳播責任了嗎？
我國的傳播媒體，必須成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的現代化工具。我們隻有沿著社會主義方向，“以高尚的情操陶冶人”，用健康向上的理趣和情趣，提高節目的水準和品位，使廣大受眾從中得到美感享受，才符合大眾傳播工作者、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才是有“藝術良心”的表現。
西方的有識之士，總是堅持自己的操守，不為時尚和流行所動，不為名聲和利益所累，很值得我們思考。如美國著名節目主持人丹·拉瑟就說過：“我寧可冒著收視率降低的危險，也決不搞新聞節目的娛樂化！”而我們，往往自覺不自覺地被脂粉氣和銅臭味弄得頭暈眼花，而不知其所止。西方的綜藝節目，確實有不堪入目者，也有低迷沉淪者，但是，那是完全被市場經濟、商品推銷所左右的結果。市場經濟肯定會“撕下了罩在家庭關係上溫情脈脈的麵紗，把這種關係變成了赤裸裸的金錢關係”（《共產黨宣言》），我們的廣播電視，屬於主流媒體，怎麼能夠完全被市場經濟所左右，走“小報化”、“娛樂新聞”的路呢？如果長期走下去，邊緣化和另類表達占據了主流位置，必然導致“數典忘祖”、“玩物喪誌”，這不是十分危險的事嗎？
廣播電視節目的“克隆”現象，在貌似敏感和求新的自我感覺裏，已經逐漸養成了某種惰性和慣性，從而極大地忽視了“原創性”。我們的責任，好像就在於無休止地“完成任務”、“按時播出”，好像來不及進一步去思考、研究，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再也無力尋求新的動力和資源。正應了老子的話：“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老子·第十二章》），紛繁複雜的社會生活，競爭激烈的傳播媒體，真是目不暇接、耳不暇聽，多的是“熱運行”，少的是“冷思考”。泱泱大國，難道隻能跟在別人的後麵爬行？直鬧得大人孩子都去追著名的“星”，造自己的“星”，並且樂此不疲。藝術被削平，崇高被放逐，我們總有一天會後悔的。1992年，錢鍾書先生有感於當時文化領域的商業化傾向，在接受《人民政協報》記者采訪時說過：“崇高的理想，凝重的節操和博大精深的科學、超凡脫俗的藝術，均具有非商業化的特質，強求人類的文化精粹，去符合某種市場價值價格的規則，那隻會使科學和文藝都‘市儈化’。喪失其真正進步的可能和希望。曆史上和現代的這種事例還少嗎？我們必須提高覺悟，糾正‘市儈化’的短視和淺見。”“文化周刊”。錢先生語重心長的話語，說過十多年了，“市儈化”現象仍然相當嚴重，我國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和社會責任感也仍然相當強烈，這是怎樣的一種尷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