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我們的民族，一直崇尚“言行一致”、“修辭立其誠”，一直厭惡“口是心非”、“言而無信”。為什麼說的是一套，做的卻是另一套呢？對受眾負責，對人民負責，是要落實到節目策劃、節目製作中去的。如果公開申明，我的節目就是為了自己賺錢，也好識別；卻往往冠以堂而皇之的名目，好像一切都是為了廣大的觀眾：為你服務，請你參加，讓你歡樂，給你大獎（形象的包裝，物質的刺激）。這種誘惑，不過是擴大了的“娛樂推銷”，隻是通過“媒體霸權”，顯得更張揚、更鋪排；進入“公眾形象”，顯得更加光鮮、更有魅力。而這，對於人們心靈的躁動、物欲的膨脹，恐怕是一種“飲鴆止渴”的興奮劑。
媒體的責任，是社會曆史的賦予，是時代大潮的期許。內容的鐵律，不僅是方針政策的貫徹，更為重要的是思想感情的肝膽相照。形式的反作用，隻能推進內涵的深化，絕對不應該讓羸弱的身軀套上奇裝異服。多樣化，是允許主流之外的邊緣樣態存在的，可是，不應吸納汙泥濁水。“把關人”，不能做“旁觀者”，更不能當製賣假冒偽劣的“當家人”。我們不但有責任把握前進的大方向，還要盡心竭力地去“防微杜漸”。
電視綜藝節目走向低俗化，是大家都不願意看到的。我們的生活，的確需要更多的歡聲笑語，的確需要更好的賞心悅目。我們寄希望於大眾傳播媒體的策劃者、製作者、管理者，相信他們一定會堅定地向著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奮步疾飛，開拓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的傳播新形態，逐步實現電視綜藝節目的民族化、審美化，展現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時代風采。
2005年8月25日於
中國傳媒大學播音係
論語言傳播的三重空間
語言的社會性、人文性在語言學研究中應該成為重要的出發點和歸宿，而在工具性和技術性層麵闡釋中，更要給以人文精神的終極關懷。隻有如此，才可以打破“語言是交際和交流思想的工具”的視閾，提升到“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這個高度上來。在語言曆史發展的長河中，表現出了相當明顯的穩定性，也表現出相對活躍的變異性。長期以來，我們十分重視文字、文字語言和書麵作品的研究，而不大重視甚至輕視口語、有聲語言、口頭創作的研究。因此，口語作為書麵語的根本，似乎一直徘徊在語言學研究的殿堂之外，甚至認為口語不能登大雅之堂，我們的語言史幾乎成了文字語言史。
當然，漢字的發展，便於記錄、考證；漢語積字成篇，意象鋪排，不重形態；書麵語與口語分離……至今仍存在“重文輕語”的現象，表明了語言學研究的難度，不過我們是否在“工具論”的影響下，局限於曆史流變的形式，拘泥於一般語言的規則，精於微觀技術辨析而疏於宏觀人文關懷呢？
語言學研究，必須從社會語言現象入手，去觀察、去搜集材料，去進行曆時性、共時性研究，不這樣做就無法占有廣泛的素材、數據，就無法對比、描寫。但這隻是一個客觀分析的角度，隻是一種結果性探索。語言的主體性和內省性卻提出了另一種主觀分析的角度，也可以說是原因性探索。隻有研究了語言的主體性和內省性的這個重要方麵，才有利於解釋語言的個體性與社會性的關係，有利於描述語言的個別性和一般性的關係，從而深入探尋語言的規律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