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大眾傳播，進入廣播電視，人們的“話語權利”，便提升為“話語權力”。播音員、節目主持人、記者、發言人等，都是“話語權力”的使用者。這種“話語權力”，既不能萎縮，也不能泛濫。要珍惜它，就要慎重，要真正負起責任。責任是道德的核心。要尊重受眾，對社會負責，對受眾負責。因此，新聞發言人應該很好地體現出政府的權威性、信息的新穎性，表達出政策的分寸感、話語的親切感。毛澤東同誌曾經說過：“要宣傳得好，使人願意接受。”具體到有聲語言，應該做到“情聲和諧、聲情並茂、悅耳動聽、賞心悅目”。不但“說什麼”要胸有成竹，而且還要注意應該說什麼，不應該說什麼，把好關；“怎麼說”也要能夠水到渠成，怎樣才能說得讓人聽來興味盎然，入於耳、達於心？這就要求話語主體必須具備一定的語言功力（聽、說；有稿、無稿；思維、話語）。
麵對話筒和鏡頭，麵對媒體記者的提問、追問，新聞發言人的有聲語言表達怎樣才能流利、暢達，怎樣才能準確、鮮明、生動呢？首先是克服緊張，增強自信，保持積極自如、不卑不亢的狀態，既不要冷漠刻板，也不要懶散懈怠；其次是有的放矢，言簡意賅，突出主要內容，把握色彩和分量，不應平平淡淡，不應東拉西扯；再次是有感而發，加強溝通，體現方針政策，充滿人文關懷，心係人民群眾，熟知國情民意；最後是善於駕馭，敏於應對，有時借題發揮，有時顧左右而言他，緊扣發言主旨，避免節外生枝。
2004年3月11日
北京廣播學院語言啟蒙行動宣言(代序)
我們祖國的文化寶藏，源遠流長，璀璨輝煌。
我們祖國的語言傳承，豐富優美，蘊含深廣。
當今世界，語言總為民族爭光，哲學已向語言轉向。
新的世紀，語言雄踞文化層麵，理性催動悟性張揚。
我國春秋時期，講學、遊說、舌辯、爭鳴，生動活潑的口語造就了人們“口若懸河”、“能言善辯”的本領，湧現了大批學識淵博、思維敏捷的雄辯家和理論家。秦始皇的“書同文”，進一步完備了以統一的文字記錄、流傳、交際、保存文化（包括語料）這方麵的民族大業，立下了不朽功勳。
自從科舉製度興起，“學而優則仕”，以文章取士。口語離開了宮廷，走入了民間，日益被正統文化所冷落。偌大的中國，開始了“重文輕語”的漫長曆程。至今，曆代詩文浩如煙海，口語創作史料匱乏。雖有語音、聲韻等研究成果累積豐厚，彌補了口語理論的某些不足，但是，語言竟能映照文化的盛衰、成就文化的存佚，怎不令人深思？時代的發展，促使口語幾經奮爭，特別是“五四”運動，大力提倡“白話文”，主張“吾手寫吾口”、“怎樣想就怎樣寫”，使得口語的地位空前提高。但是，積重難返，書麵語仍以不可阻擋之勢獨領風騷，口語仍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擠。社會活動中，書麵語的使用範圍愈益擴大，重要性日益凸顯。而口語的使用隻停留在日常生活中，或者那些當下的場景裏。
廣播電視的出現，是有聲語言的春天，在這時文字語言退到了從屬的地位。盡管以文字稿件作依據的時候居多，“有稿播音”可以錦上添花，但即興談話的機會增加了，也能出口成章地進行“無稿播音”了。口語和書麵語的語體風格相得益彰地成為電子媒介的傳受共享碩果。其間，提出過“絕對忠實於稿件”、“不要播錯一個字”的極端要求，出現過“不喊不革命”的畸形樣態，那不過是曆史的一瞬。改革開放的大勢所趨，仍然激發了語言的勃勃生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喉舌”主功能，同移植、創新帶來的節目的“多樣化”，終於使有聲語言在曆經劫難之後，再一次煥發了不可遏止的生命活力。
可惜的是，曾幾何時，日常口語又被推崇到了“至高無上”的境地。“越生活越好”、“越自然越好”，大眾傳播陷入了人際交流的汪洋大海。字斟句酌、深思熟慮的“有稿播音”，字正腔圓、剛柔相濟的“播音語言”，竟成了“與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的對象；把被叫做“傳聲筒”、“念稿員”的專業創作人員，硬是擠到了隻與“政治宣傳”有關的領域（如新聞節目）裏，而在其他領域又幾乎無所作為。許多節目，言不及義、語無倫次、囫圇吞棗、胡聊亂侃、差錯百出、俗不可耐。一段時間，有聲語言的規範空間、審美空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攻訐。“不學而能”成了時尚，“語言功力”備受冷落。“重文輕語”雖然披上了“口語至上”的外衣，卻仍然掩蓋不了對口語的輕視，同“文字至上”不過是“殊途同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