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文學入手，胡適對舊教育進行了全麵批判。他認為，封建禮教是吃人的製度，而這種製度與孔家店有著密切聯係。他在文章中寫道：“這個道理最明顯：何以那種吃人的禮教製度都不掛別的招牌，偏愛掛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為二千年吃人的禮教法製都掛著孔丘的招牌，故這塊孔丘的招牌——無論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捶碎，燒去。”隨後，他又屢次在自己的文章中對這種封建禮教吃人的事實進行深入批判，並用戴震的話“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指出了封建禮教對人們的荼毒。
此外，胡適認為，封建教育對人們的個性解放形成了嚴重的阻礙，這種教育方式最終隻會將學生們的特色消磨掉，打造出一個具備奴性人格的書呆子。早在留美期間，胡適就對這種教育製度進行了深入思考，並得出了這種製度下人們隻能產生扭曲的人格。他的這種觀點，其實就是新文化運動學者們的共同認識。蔡元培曾直接指出，舊的教育製度就是壓抑人們個性的張揚。魯迅、陳獨秀等學者對個性的解放更是十分重視，因為他們自身就是具備獨立個性的化身。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個性教育對當時的反封建教育有著多麼重要的作用。雖然胡適曾一度擔心個性的過度發展會對團隊生活帶來不好影響，但他依然堅持將“個性發展”的教育改革主張寫入新學製。其實，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著新教育新思想的偉大勝利。
胡適從小就受到舊教育的熏陶，因此他深知這種教育方式對人們的毒害。在胡適眼中，舊教育對兒童的荼毒尤為嚴重，當時的老師們對孩子們的懲罰措施十分嚴重，輕者打手心，重者打屁股。很多體弱多病的孩子甚至會被學堂折磨死。胡適對這種教育進行了激烈批判，魯迅也撰文呼籲人們以新方式教育兒童，在學到知識的同時要保證他們的身心健康。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也為孩子們呐喊，強烈要求將孩子們從這種吃人的教育製度中解放出來。胡適對封建舊教育製度的批判不僅體現在中小學教育上，對大學教育製度的批判尤為激烈。他還提出了一係列改革大學教育製度的主張和建設性意見，這對大學的改革產生了一定影響。
眾所周知，曾擔任過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先生是中國教育界的領袖式人物，他帶領著眾多有誌之士為中國的近代教育打開了改革的局麵，引導中國近代教育走上了新的道路。而胡適在當時作為蔡元培最得力的助手，積極參與了蔡元培領導的每一次改革。在北大改革過程中，胡適積極地建言獻策，提出了很多具有針對性的建議，如“選科製”“組織教授會”等均受到了蔡元培的讚揚，而且絕大多數意見都被其采納。胡適開設的一些課程打破了傳統教學模式的束縛。既不同於舊派，又不同於新派，他創造的教學風格清新獨特，在當時的教育領域引起了巨大震動。他的講學方式偏好思維訓練，強調的是有理有據，他對教學質量也十分重視。平時，他非常喜歡演講，而他的演講內容總是離不開社會教育。他企圖利用這種方式將新文化運動推向普通大眾，讓人們受到新思想的感染，在思想上得到啟蒙式的啟迪。
中國近代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杜威的影響。新文化運動前夕，杜威來到中國，在北方的大部分地區進行講學，而胡適則用自己的影響力大力宣傳杜威的實用主義。1922年，在學製改革過程中，胡適直接將杜威的實用主義糅合進新學製中，使得中國近代教育深受實用主義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