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3章 民國時期的曲藝(2 / 3)

因他書藝好,天津書館曾用壓帳方法把他扣在天津,不讓他返京;其後的雙厚坪以《水滸》、《精忠》為佳,曾被譽為評書大王;潘誠立以《明英烈》為最,技藝精湛,1916年在北洋政府學務局讚助下,組織“評書研究會”,並任會長;另有號稱“淨街王”的王傑魁,專攻《七俠五義》,30年代在商業電台連續播演,商店用擴音器沿街播放,使行人止步。梅花大鼓,金昌(1871—1943)早期在北京演唱,因改革“清口大鼓”(又稱“北板大鼓”)而獨樹金派一幟,後曾在天津演唱,使天津聽眾傾倒,稱其為“梅花新調”,在天津曲壇“三十年不衰”。代表曲目《黛玉悲秋》、《昭君出塞》。後天津弦師盧成科再行改革,創造了伴奏過門〔上三番〕、〔下三番〕,並在唱腔上進行創造,還培養了一批女弟子,如花四寶、花五寶等,人稱“盧派”(又稱“花派”)以“悲、脆、媚”為特色。代表曲目《青樓遺恨》、《杏元和番》等。西河大鼓,趙玉峰(1905—1973)自幼流落天津,曾學過京韻大鼓,後改唱西河,以說唱《隋唐》、《包公案》為最好。其特點是演唱吐字加有京音,表演善吸收評書技法。40年代西河大鼓短段的名家為馬增芬,演唱的代表曲目有《玲瓏寶塔》、《花唱繞口令》等。河南墜子,以“墜子皇後”、“墜子大王”喬清秀最著名,世稱“喬派”,代表曲目《黑驢段》、《蘭橋會》等。與她在京津同時享名的還有程玉蘭、董桂枝,時稱三大流派。其中以喬派最佳。“其影響遠及東北、山東、河南,至今仍有傳人。此外,還有鐵片大鼓(又稱樂亭大鼓、樂亭調)名家王佩臣、郭小霞。王佩臣風格獨特,又被稱為“醋溜大鼓”;天津時調於20年代始有職業藝人,名家有趙寶翠(兼唱京韻大鼓),以及高五姑、趙小福等;單琴大鼓(後稱北京琴書)名家有翟青山和其後的關學增;唐山大鼓名家魏喜奎;雙簧名家孫寶財(藝名大狗熊)、王文祿;拆唱八角鼓名家顧榮甫、尹福來(又以小曲聞名);數來寶名家高鳳山等。

八、廣東曲藝

清代廣東曲藝的繁榮入清之後,廣東方言的說唱有木魚歌、潮州歌、龍舟、粵謳、南音等等,十分繁榮。道光時,在廣東粵劇的基礎上形成了以粵劇清唱為特點的粵曲。粵曲因是沿用粵劇的劇本,因此,曲本亦稱“班本”,而唱粵曲的班社則稱“八音班”。同光年間,廣東粵曲的曲本始有了自己的體製,稱“套曲”。有了專唱粵曲的藝人。這些藝人是從幼年便學藝的女盲童,她們藝成出來賣藝,被稱之為“瞽姬”或“師娘”。她們一般是自彈(琵琶)自唱。所唱曲目為《百裏奚會妻》等八部,是為代表瞽姬歌唱藝術的“八大曲本”,也是極為流行的粵曲曲目。瞽姬的彈唱粵曲從同治一直延續到民國以後,粵曲界稱這一時期為“師娘時期”。民國時期粵曲的一統天下辛亥革命前後,廣東作為中國革命的策源地,文化藝術所受到的影響比任何內地省份都要強烈,又以粵劇所受影響最大。為了反映革命的新思潮喚醒民眾,用粵語寫成的新劇目不斷上演,從而使粵劇從用“戲台官話”改用粵語演唱,並將原來就用粵語演唱的木魚、南音、粵謳等廣東曲藝,均拿到粵劇裏作為粵劇曲牌使用。粵劇的這些變革也被粵曲所采用,逐漸粵曲又將廣東音樂的一些器樂曲,如《雨打芭蕉》等用來填詞演唱。辛亥革命後,粵曲開始有了明目女藝人(亦稱“女伶”)演唱。進行這一變革的不是唱“八大曲本”的瞽姬,而是明目的女藝人了。此時被稱作廣東粵曲的女伶時期。粵曲在女伶時期的迅速發展,使清代盛極一時的木魚書、粵謳、南音等漸漸消去。此時期粵曲的曲目也從長篇改為短篇。其短篇一是來源於“八大曲本”中的精彩唱段,一是文人專為粵曲撰寫的新曲目。而演唱形式也從自彈自唱改為站唱,配以小型樂隊伴奏,這就使演唱者有了充分發揮歌唱和表演的可能,也使樂隊更加專業化,在演奏水平、樂器配製上得到更大的提高。今日粵曲的演唱形式,是女伶時期奠定的基礎。“女伶時期”的代表曲目有著名大喉藝人熊飛影演唱的《夜戰馬超》;平喉名伶小明星演唱的《風流夢》;子喉女伶瓊仙(又名張玉京)演唱的《再折長亭柳》等。

九、東北二人轉的形式與發展)

我國東北三省曆史上生活著許多少數民族,據考有滿、蒙、回、朝鮮、錫伯、達斡爾、鄂倫春、鄂溫克、赫哲、柯爾克孜等族。這些少數民族自古以來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間,而二人轉則是漢族的曲藝藝術,為此,二人轉的形成和發展,是在大批漢族定居東北三省後才出現的。東北三省的漢族移民據《中國戲曲誌遼寧卷》載:“終元之世,曾數十次放大名、真定、大都、衛輝等地民戶、新附軍、應役新附軍入遼寧撥地屯田。”清康熙以後,又有大批的移民進入吉林、黑龍江。移民中以山東、河北人居多,且把山東、河北農村盛行的秧歌帶入移民地,以自娛。東北大秧歌與蓮花落的結合從元至清,山東、河北移民東北的漢人帶來了家鄉的秧歌,小調等,作為農閑時的娛樂形式,尤以鬧秧歌為最紅火。身居東北廣闊的大平原,給他們從關內帶來的秧歌增添了新的色彩,從而形成了以粗獷、豪放的舞蹈,清脆、嘹亮的歌聲為特征的東北大秧歌。清乾隆年間,又有來自河北的“冀東蓮花落”,他們所唱的《摔鏡架》、《小化緣》、《十裏亭》、《大西廂》等曲目,深受東北人民喜愛。遂將這些曲目吸收到秧歌中演唱,逐漸不再唱民歌而改唱故事,人們稱之為“大秧歌打底,蓮花落鑲邊”。即仍以大秧歌載歌載舞的表演形式來唱蓮花落的曲目。另有一說,認為許多曲目從唱腔到內容都是蓮花落的,應該稱“蓮花落打底,大秧歌鑲邊”。兩說雖有區別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二人轉是大秧歌與蓮花落合流的產物。

嘉慶年間,這一新形式出現以後就不再是秧歌會的節目,而是從秧歌會上分離出來的曲藝形式,即以一旦、一醜表演的“二人轉”。二人轉在發展中又從東北流行的太平鼓、東北民歌、東北大鼓等藝術中汲取養分,使藝術水平不斷提高。民國時期二人轉的名家二人轉自形成起,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均是由男性演唱,活動地點仍是在農村,進入民國以後,開始有一些技藝出眾者把二人轉帶入城市演唱。最有代表性的是徐小樓、李青山、胡景歧。徐小樓(1906—1969),12歲在遼寧黑山拜蹇寶生為師,攻旦角。18歲已是舞唱俱佳,因此在遼寧沈陽享有很大聲譽。演唱的代表曲目有《單刀赴會》、《華容道》等。李青山(1904—1978),吉林舒蘭縣人。15歲拜張相臣為師,18歲已成著名藝人。他先攻旦角,後改醜角,唱工極好,說口更精。演唱的代表曲目有《摔鏡架》、《西廂》、《藍橋》等。胡景歧(1917—),藝名“綠牡丹”。18歲拜褚學發為師。以扮演旦角聞名,舞姿優美,扮相俊俏。他演唱的代表曲目有《小王打鳥》、《西廂》等。二人轉的演出形式有三種:一是被稱為二人轉的,由一旦(“上裝”)、一醜(“下裝”)兩人演唱;二是被稱為單出頭的一人演唱;三是拉場戲,此已是屬戲曲的表演形式了。為此,學術界稱二人轉為“一樹三枝”。

十、蒙古族曲藝的發展

蒙古族曲藝種類的形成,無十分明確的文字記載。主要原因是如何辨明英雄史詩、曆史傳說故事與曲藝的區別。如《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曲藝卷)“烏力格爾”條目寫:“相傳起於宋元時期,起初隻是說唱民間故事和英雄史詩,後來出現了職業藝人。”而有史料證明可以稱作曲藝品種的“烏力格爾”(即蒙語說書),至清代末葉才有資料,記述了此時的職業藝人和他們的代表書目。清末的烏力格爾和好來寶烏力格爾漢譯為蒙語說書。他有三種演唱形式:一是全用散文講述的,二是以韻文歌唱的,三是散韻相間有說有唱的。均由一人自拉“潮爾”(類似馬頭琴的蒙族樂器)或中音四胡說唱。影響較大的傳統書目有《格斯爾的故事》、《江格爾》、《蟒古斯的故事》。清鹹豐六年(1856)前後,烏力格爾藝人旦森尼瑪對流行於昭烏達、卓索圖草原的《說唐》、《隋唐演義》等漢族評書加以改編,產生了蒙語的《唐王傳》。之後,漢文的《三國》、《水滸》、《西遊記》也都被譯為蒙文,成為烏力格爾藝人說唱的保留書目。清末,隨著烏力格爾在內蒙古大草原的流傳,相繼出現了一批傑出的烏力格爾說唱家。如白音寶力寶、綽那、賀力騰都古爾、白坦奇等等。好來寶的起源,眾說紛壇。所知最早的好來寶曲目《燕丹公主》就是說書(即烏力格爾)藝人說唱七國故事時,誇讚燕國公主燕丹的一段唱詞。清中葉以後還有《烏蘭巴托兒的故事》、《怒殺巴林王》等。好來寶的藝人與烏力格爾的藝人往往是同一個人。

民國時期烏力格爾、好來寶的繁榮民國時期,烏力格爾藝人多半還是在草原進蒙古包行藝。有一部分藝人則開始進入了固定演出場所說書。內蒙古東部地區社會經濟發展較快,民國16年(1927)科爾沁草原圖協土王府曾邀集100餘名蒙古民間說唱藝人同台獻藝,反響十分強烈,當時的王爺廟(今烏蘭浩特)已有了蒙語說書館。哲裏木盟的紮魯特旗,興安盟的科爾沁右翼中旗等地出現了許多傑出的烏力格爾藝人。如琶傑、毛依罕、紮那等。他們始終活躍在內蒙古東部草原。說唱的書目有《忽必烈汗》、《金史》、《唐王傳》、《紅樓夢》、《元史演義》、《三國演義》、《白音那元帥》等。好來寶在民國年間則有許多新作,如《黑跳蚤》、《虛偽的社會》等,唱出了對民國時期橫行草原惡勢力的憎恨,盼望著光明時代的來臨。這兩篇好來寶均是著名烏力格爾藝人毛依罕創作並演唱的。

十一、曲藝的戰鬥傳統

五四新文化運動敲擊了民間曲藝之門,引起了具有先進思想的民主革命青年的關注。瞿秋白首先對曲藝的大眾化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說:“現在,革命的大眾文藝大半還需要運用舊式的大眾文藝的形式(說書、演義、小唱、故事等等)來表現革命的內容,表現階級的意識。”曲藝在其形成與發展中就形成了革命的、戰鬥的傳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得到繼承和發揚。宣傳革命喚醒民眾大革命時期,一些有識之士及愛國者們利用大眾文藝來宣傳革命思想,喚醒民眾。湖南籍人黎錦暉在《我和明月社》一文中寫道:“1914年,我在眾議院和秘書廳供職。袁世凱強行解散國會後,我從北京回長沙,任職於宏文社,先後在《湖南公報》和長沙《大公報》用‘甚麼’為筆名,寫了許多蓮花鬧,批評時政舊俗。”知識分子利用手中的筆投身革命,而曲藝藝人也運用自己的技藝宣傳革命。如民國14年(1925)湖南漁鼓藝人武智熊等人創編了《對日絕交》演唱,聲援“五卅”慘案,還編唱了《饑荒歌》號召農民積極參加土地革命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