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的中國音樂。
一、新音樂的啟蒙
西洋音樂的傳入及影響元、明以來，屢有西樂傳入中國的記載。清康熙敕撰的《律呂正義續編》（1713年），就記述了葡萄牙人徐日升等傳入的五線譜及音階唱名等知識。鴉片戰爭後，西方傳教士大量來華，他們在中國編輯出版教會音樂書譜，傳布聖詠聖詩，在教會學校中舉辦“唱詩班”、“琴科”和“音樂專科”等，教習西方音樂。西洋音樂的影響從清朝宮廷逐步擴大到社會。19世紀中期的太平天國運動，就曾采用基督教音樂作為其“拜上帝教”的儀式音樂。晚清的“新軍”中也開始出現使用西方樂器的軍樂隊。西洋音樂的輸入，給中國近代音樂的發展帶來新的因素和促進。對20世紀初以學堂樂歌為中心的新音樂的啟蒙和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32.清末學堂樂歌與“新音樂”的興起學堂樂歌指清末建立的新式學堂中的歌唱文化，包括學堂開設的“唱歌”、“樂歌”課和為學堂編創的歌曲。1898年戊戌變法的“維新派”領袖康有為提出“廢科舉”，“興學堂”，倡導在新式學堂中設“歌樂課”。梁啟超等進一步主張效法日、歐，借西洋音樂來創造中國“新樂”。沈心工、李叔同等一批最早赴日本學習西洋音樂的音樂家，舉辦“音樂講習會”並編印書譜及音樂刊物介紹西方音樂，宣傳用西樂改造中國舊樂，還創建音樂社團和管弦樂隊、銅管樂隊，從事樂歌教學和演出。這些活動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有力地促成普通學校音樂教育初步建立起來。1903年，清政府認可新學堂設立樂歌課，“音樂”也被列入女子師範學堂課程。教授新式歌曲和歐洲音樂常識成為音樂教育的主要內容。1902年梁啟超發表他譯配的《日耳曼祖國歌》3首，1903年曾誌SX（-*57，5SS文心SX）發表《練兵》、《春遊》、《揚子江》等6首歌曲，是晚清新式歌曲的先聲。沈心工所創編的《學校唱歌集》共3集（1904至1907年），則是最早出版的學堂樂歌集之一。學堂樂歌主要用歐、日歌曲旋律，配以文、白兼采的歌詞。其歌詞及音樂的創作方式與傳統歌曲有很大不同。以學堂樂歌為主的音樂教育向中國大眾尤其是學生，較係統地輸入簡譜、五線譜等西方音樂知識，確立了集體歌唱形式，使人民大眾音樂生活增添了新的內容和形式。33.民國初期的學堂樂歌辛亥革命勝利後，民國政府改學堂為學校，1913年又將樂歌列為小學、中學、師範各類學校的正式必修課程。蔡元培提出“以美育養成高尚之風，以完成國民之道德”。以唱歌和講授基礎樂理為內容的普通學校音樂教育體製遂告確立。學堂樂歌的編創出現高潮，據統計，1912年前後唱歌教科書和各種報刊上刊載的學堂樂歌，約有1400餘首之多。大多采用歐美、日本或中國傳統曲調填配新詞。一些音樂工作者也從事新的歌曲創作，產生了《黃河》（沈心工）、《春遊》（李叔同）等最早的創作歌曲。
二、傳統音樂的保存與新發展）
戲曲音樂西洋音樂逐漸傳入，以學堂樂歌為中心的新音樂影響不斷擴大，尤其30年代前後新音樂成為大的潮流，使傳統音樂從曆史的主導地位更明顯地下降。由於環境條件和以往大不相同，傳統音樂的保存和發展出現了兩種不同的類型：一種是吸收新文化新音樂養分，改進創新傳統形式，在改革中發展；另一種是固守舊習，沒有或很少改進，則影響日減甚至衰亡。戲曲仍是現實影響最大的傳統音樂形式。京劇仍是最有影響的大劇種之一。辛亥革命至20年代，是京劇的黃金時代。北方出現梅蘭芳、程硯秋、尚小雲、荀慧生“四大名旦”；餘叔岩、言菊朋、高慶奎、馬連良“四大須生”以及楊小樓、郝壽臣等名家。南方則以周信芳為代表的“麒派”和歐陽予倩領導的“南通伶工學社”影響最大。梅蘭芳、程硯秋和周信芳等受“五四”新文化精神影響，勇敢地改革舊戲，推動京劇向前發展。梅蘭芳對《宇宙鋒》等傳統劇目進行加工改造，編演了《木蘭從軍》等愛國戲。他創造了雍容華貴的“梅派”唱腔，對京劇伴奏音樂也有改革，加用二胡、月琴，還采用了一些新的配樂手法。他的表演深受觀眾歡迎，曾赴美、蘇等國演出，均獲得很大成功。許多地方小戲與某些古老劇種相比，更能適應時代和吸收新文化，能不斷改進藝術形式，其發展就引人注目。例如：評劇、越劇、楚劇、滬劇、揚劇、花鼓戲、花燈戲、黃梅戲等，在此期間均有較大發展。評劇原由河北蓮花落子與東北的“蹦蹦”合流而成，1935年始定名“評劇”。農民劇作家成兆才為評劇寫了近百個劇目，其中《楊三姐告狀》轟動一時，成為評劇重要代表劇目。音樂和表演也經李金順、白玉霜等改革創新後，評劇終於成為全國性大劇種。越劇最初是男演員組成（男班），1936年後女班盛行於浙江、上海，開始用“越劇”之名。袁雪芬等改革越劇，曾邀新文藝工作者合作，上演了《祥林嫂》、《山河戀》等新劇目。音樂也大有發展，如伴奏以二胡、琵琶為主，兼采中西樂器，是頗具特色的新型戲曲樂隊。但一些古老劇種如昆曲，因未能及時適應社會變化，影響漸小，1926年前後，不少昆曲班已是名存實亡了。32.說唱音樂說唱藝術在這幾十年中有不少曲種逐漸成熟定型，也產生了一些新曲種。例如：在“樂亭大鼓”基礎上產生了“北京琴書”，在“弦子書”的基礎上產生了“西河大鼓”。據1982年統計我國曲藝有341個曲種，他們絕大多數在這時期已定型。各曲種出現一批重要的藝人或流派，如西河大鼓在馬三峰之後，經朱化麟、趙玉峰等藝人不斷豐富，於清末民初進入城市，出現著名的“馬派”——馬連登和他女兒馬增芬，發展了這一曲種幽默、風趣的特點。又如京韻大鼓，稍前有劉寶全（1869—1942年），曾與譚鑫培、雙厚坪合稱“藝壇三絕”，其演唱風格趨於“壯美”。繼又有白雲鵬（1874—1952年）創“白派”，以細膩抒情取勝。再後白鳳鳴（1909—1980年）溶劉、白兩派所長自成一格，為“少白派”代表。此外還有崔子明為代表的另一支派——滑稽大鼓。有在劉派、少白派基礎上自成新聲的駱玉笙（駱派）、孫書筠，等等。經過各代藝人的努力，京韻大鼓在音樂上有了較大發展。山東大鼓在30年代進入以謝大玉等“四大玉”為代表的繁盛時期。東北大鼓則有了以沈陽為活動中心的“奉調”、以錦州為中心的“西城調”以及“東城調”（吉林）、“江北調”（哈爾濱）、“南城調”（營口）等等，多個有影響的流派。魏喜奎（1926年生）就是奉調大鼓的著名女藝人。彈詞在清末民初進入上海，30年代隨廣播、唱機增多而進入鼎盛期，眾多藝人形成音樂流派紛呈、風格各異的繁榮局麵。如祁蓮芳在“俞調”（俞秀山）基礎上創立的“祁調”，40年代前後蔣月泉在“馬調”（馬如飛）基礎上創立的“蔣調”以及“楊調”（楊振雄）、“麗調”（徐麗仙）、“琴調”（朱雪琴）等各派，女藝人也逐漸增多。說唱的作品也積極貼近現實生活，出現諸如天津時調《民國六年鬧水災》、西河大鼓《科學救國》及宣傳紅軍的侗族琵琶歌《長征歌》等。33.傳統器樂民間有一些古老的音樂社團本世紀仍堅持活動。如無錫天吟社，初創於明代天啟年間，原稱“曲局”，以清唱昆曲出名。辛亥革命後始改名天吟社，用三弦、鼓板、笛等樂器合奏。新出現一些有影響的器樂社團，如1920年鄭覲文等發起成立於上海的“大同樂會”，1934年查阜西等成立的“今虞琴社”，1941年成立的“上海國樂研究會”等。他們經常研習、合樂，也不時演出。學習、保存和發揚民族音樂與樂器是他們比較明確的目的，大同樂會會章就提出：“本會專門研究中西音樂，籌備演作大同音樂，促進世界文化運動。”為此，他們曾仿製古代雅樂樂器，大力傳授各種民族樂器演奏技藝，整理改編不少傳統樂曲。該會柳堯章等將琵琶古曲《夕陽簫鼓》成功地改編成合奏曲《春江花月夜》，它已成為中國民族樂器傳統合奏音樂的珍品和代表作。江南絲竹、廣東音樂、弦管（南音）、漢樂、北方吹歌等是這一時期發展較大的器樂樂種。江南絲竹原流行蘇南、浙江，近代在上海獲得較大發展，經過辛亥革命後成立的“鈞天集”、“清平集”、“雅歌集”等社團的努力，使它成為全國著名樂種。廣東音樂20年代開始采用粵胡（高胡）主奏，輔以揚琴、秦琴，何柳堂、呂文成、嚴老烈等60多人創作新曲500餘首，通過出版唱片、曲集廣為傳播。南音（亦名弦管）是閩南、台灣及東南亞華僑主要的民間樂種。民國以來閩、台出有多種弦管曲譜集，並紛紛成立館、閣、會、社等組織進行活動。據說民初全盛時期，僅台灣的南管社團就有60餘家。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華僑也先後成立不少弦管團體，可見弦管已成為一種最具國際影響的中國傳統樂種。琴樂也有不少社團在活動。山東諸城派琴家王露（字心葵）1910年在濟南發起組織“德音琴社”，1918年，他應蔡元培聘，出任北京大學音樂研究會古琴導師，曾培養張澄秋、張友鶴等琴人。1919年鹽商葉希明在蘇州怡園主辦琴會，有5省11地區琴人31人參加。接著周慶雲、史量才在上海也主辦了3天琴會。1934年查阜西等組織“今虞琴社”定期聚會，編印《今虞琴刊》，琴家吳景略、張子謙是社中骨幹。他們聯絡北京“嶽雲琴會”、太原“元音琴社”等各地琴社，一時頗為活躍。這一時期著名琴人還有夏一峰、龍琴舫、管平湖等。民間藝人華彥鈞（1893—1950年，又名阿炳），江蘇無錫人，中年雙目失明，以賣藝為生。他創作演奏的二胡曲《二泉映月》，采用江蘇民間音樂材料發展變化，深沉地傾訴處於社會底層人民的痛苦和悲愴，以及對光明的憧憬向往，是一首廣受國際樂壇讚譽的不朽名曲。此外，他還創有《聽鬆》等二胡曲和《大浪淘沙》、《龍船》等琵琶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