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現代專業音樂文化的建立
專業音樂教育的創建和發展1919年五四運動也揭開中國現代音樂發展的新篇章。此後，一方麵是與工農革命鬥爭相結合的群眾性音樂運動；另一方麵，是在“科學與民主”為旗幟的新文化思潮影響下的專業音樂文化的創建和發展。中國專業音樂教育始於本世紀20年代初。“五四”後，在蔡元培積極倡導和蕭友梅等留學歸國的音樂家努力開拓下，出現了最早的專門音樂教育機構。1919年北京大學創立業餘音樂學校性質的音樂研究會，後接受蕭友梅建議改為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成為專業音樂教育機關。蔡元培任所長、蕭友梅任教務主任，於1922年10月建立並招考新生。稍後，北京國立藝術專門學校增設音樂係，也是培養我國第一代具有專業技能音樂人才的教育機構。1923年又以傳習所教員等組成了北京大學管弦樂隊。1927年音樂傳習所等校被解散，蕭友梅南下上海，於當年11月27日在上海建立“國立音樂院”（1929年改名“國立音樂專科學校”），這是中國第一所獨立的高等音樂學校。該校延攬了一批中外音樂名家、教授，如查哈羅夫（俄）、法利國（意）等任教。1929年黃自從美國留學歸來，被聘為教授並兼教務長。國立音專時期培養了不少傑出人才，如賀綠汀、陳田鶴、譚小麟、呂驥、喻宜萱、周小燕、李獻敏、丁善德等等，在中國現代音樂史上作出了突出的貢獻。32.專業音樂創作與音樂表演本世紀20至30年代，一批作曲家的音樂創作出現一個階段性高潮。如蕭友梅、趙元任既創作了適合大眾演唱的歌曲，又寫出了一些優秀的藝術歌曲。蕭友梅為紀念“五四”五周年而寫的《五四紀念愛國歌》、根據古詩作曲的《卿雲歌》，表現了作曲家的愛國之心，廣為傳唱。《卿雲歌》還在1921年被定為當時的國歌。趙元任創作的《勞動歌》、《嗚呼！三月十八日》、《盡力中華》等群眾歌曲，體現作者關心現實、熱愛祖國、同情民眾、爭取民主的思想立場，形式風格又較多樣，有多聲部合唱，有領唱、齊唱結合的合唱，還有通俗的獨唱。他們創作的一些獨唱歌曲代表這一時代藝術歌曲的較高成就，如趙元任的《賣布謠》、《教我如何不想他》、《也是微雲》等，突出反映了“五四”科學與民主的精神；在音樂語言和藝術手法的創新方麵，在曲調、和聲和依據中國語言特點處理詞曲關係等方麵，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教我如何不想他》（1926年）是影響最大的一首作品，至今仍是音樂會中深受歡迎的曲目。青主為宋詞譜曲的《我住長江頭》（1930年）、黃自為唐詩宋詞譜曲的《花非花》、《南鄉子》等，也都是音樂會經常演唱的獨唱佳作。大型聲樂作品中，黃自的《長恨歌》（1932年）是我國第一部清唱劇。20年代中，黎錦暉為普及兒童音樂教育和推廣國語，積極從事兒童歌舞音樂和歌舞劇的創作。先後創作“歌舞表演曲”《可憐的秋香》（1921年）及《葡萄仙子》、《小小畫家》等12部不同題材、不同表現手法的兒童歌舞劇。作品明快流暢、通俗易懂，饒有兒童情趣和民族風格。如《可憐的秋香》描寫一位牧羊女從小到老孤苦淒涼的一生，音樂非常感人，令人落淚，在全國城市中小學校演出產生廣泛的影響。電影、戲劇中的歌曲在社會上有很大的影響，出現不少優秀作品。如聶耳為田漢的話劇《回春之曲》寫的《梅娘曲》，為《風雲兒女》等電影譜寫的近20首歌曲；任光為電影《漁光曲》（1934年）譜寫的同名主題歌；冼星海為《夜半歌聲》和賀綠汀為《十字街頭》、《馬路天使》等電影譜寫的歌曲，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劉天華是我國傑出的民族器樂作曲家、演奏家和教育家。他孜孜不倦地學習、收集民間傳統音樂，又努力學習借鑒西方音樂，先後創作《病中吟》、《空山鳥語》、《良宵》、《光明行》等10首二胡獨奏曲和《歌舞引》等3首琵琶曲，都是具有典範意義的民族器樂新作品。他廣泛借鑒吸收中西演奏技術，大大豐富二胡演奏技巧，使二胡一躍而成為重要的民族獨奏樂器。1932年6月劉天華赴北京天橋收集鑼鼓譜，不幸染猩紅熱病故。繼劉天華之後，朱英、吳伯超、譚小麟等人在30年代，也努力改編、創作民族器樂獨奏曲，取得一定的成績。民族器樂合奏曲也出現不少新型作品，如劉天華的絲竹合奏曲《變體新水令》、譚小麟的《子夜吟》等。稍後則有聶耳編創的《金蛇狂舞》、《翠湖春曉》及任光的《彩雲追月》等作品。《金蛇狂舞》吸收民間樂曲《倒八板》及鑼鼓拍點，氣氛熱烈火紅；《彩雲追月》用西方探戈舞節奏貫穿，清新而優雅。南方的民間器樂樂種“廣東音樂”，也出現新的創作、改編曲，如嚴老烈的《旱天雷》、何柳堂的《賽龍奪錦》和呂文成的《平湖秋月》等，促進了廣東音樂的迅速發展。33.音樂理論研究的新開展“五四”以來音樂界新思潮滾滾而來，人們普遍關注中西音樂的相互關係，關注中國音樂的發展前途。其中有人鼓吹全盤西化，有人主張保守複古，但更多的人深入批判封建舊意識對音樂發展的束縛，通過中西比較查找中國音樂落後的原因，積極探索發展中國新音樂的種種途徑。蕭友梅等主張發展音樂教育，認真學習研究音樂學各門知識，從根本上改變中國音樂的落後麵貌，以達到同“西洋音樂一般”。劉天華深感國樂必須改革，倡導成立“國樂改進社”，提出“借助西樂，研究國樂”，“從東西的調和與合作之中，打出一條新路來”。並主張發展能“顧及一般的民眾”的音樂。黃自是留學美國的學者，但他認真研究中西音樂文化之後，認為照搬西樂與墨守舊法“都是自殺政策”，隻要學西方“好的音樂的方法”來研究整理中國的“舊樂與民謠”，就“不難產生民族化的新音樂”。尤其可貴的是他們的主張都各自付諸實踐，並都取得突出的成果。運用新思維、新方法批判地審視剖析中國傳統音樂的發展曆程，中國音樂史學研究逐漸成為一門新的學科。較早有葉伯和的《中國音樂史》（上卷1922年，下卷1925年），強調音樂首先是一門藝術，並以進化論觀點闡述中國音樂的曆史發展。不久又先後出版童斐《中樂尋源》（1926年）、鄭覲文《中國音樂史》（四冊，1928—1929年）及王光祈《中國音樂史》（上下冊，1934年）等專著。王光祈曾赴德學習音樂學並於1936年病逝於德國波恩。他寫出一批介紹、對比東西方音樂的著作及關於中國音樂史的論著。他是亞洲最早采用比較音樂學方法進行研究的學者之一，這使中國音樂史和樂律學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黃自和青主等還研究了音樂美學的諸多問題，青主較係統地闡述了他對音樂的本質、審美及社會作用等理論觀點，在音樂愛好者和專業音樂工作者中有一定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