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革命運動和抗日救亡運動中的音樂）
革命運動（1919年—1936年）中的群眾音樂活動“五四”後，革命知識分子深入工農，編寫了一些革命歌曲進行教唱。如鐵路工人“二七”大罷工、五卅運動、省港大罷工及廣東、湖南農民運動等，都有配合革命宣傳的歌唱活動。1926年北伐戰爭前後，工農革命歌曲和紅軍歌曲廣泛流傳全國城鄉。這些歌曲主要采用選曲填以漢語新詩的方法編寫，多采用工農熟悉的民歌、小調、戲曲及學堂樂歌等曲調。如用《孟薑女》調填配的《五卅運動》歌、用《蘇武牧羊》調填配的《救國歌》等。選用《國際歌》等蘇聯、歐洲革命歌曲填詞的也逐漸增多。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工農紅軍部隊和根據地群眾中，開展了更有組織的大規模音樂活動。先後成立“宣傳隊”等群眾性宣傳組織和“劇社”等文藝團體，以及培訓文藝宣傳幹部的“高爾基戲劇學校”。流行的革命歌曲絕大多數仍是選曲配詞，初步形成帶有隊列行進特點的紅軍歌曲和具有新時代氣息的革命民歌兩種歌曲形式。32.抗日救亡運動中的歌詠活動1931年“九一八”事變和1932年“一二八”事變，激起全中國人民的憤怒。黃自和其他一些愛國音樂家創作出《抗敵歌》（1931年）、《旗正飄飄》（1932年）等最早的抗日救亡合唱佳作，反映了國破家亡的緊要關頭，中國人民奮起抗日的決心。《旗正飄飄》通過影片插曲和唱片廣為流傳，並為合唱團體經常演唱。全國人民抗日怒潮促使專業音樂創作重新振作，也使左翼音樂運動充分展開。救亡歌曲與其後的抗日歌曲成為30年代群眾歌曲的主流，聶耳的救亡歌曲在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他首先提出深入群眾，創造出“替大眾呐喊”而又“保持高度水準”的音樂。在1933—1935年短暫的時間裏，他創作的《畢業歌》（1934年）、《義勇軍進行曲》（1935年）等30多首歌曲，唱出中國人民奮起抗爭拯救民族危亡的最強音，其洋溢革命激情和富有民族風格的歌聲，開一代新樂風，是這一時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左翼音樂家任光，張曙、呂驥、賀綠汀、冼星海等，也先後創作一批具有戰鬥性和大眾化特點的歌曲和其它音樂作品。任光的《漁光曲》（1934年）、孫慎的《救亡進行曲》（1935年）、閻述詩的《五月的鮮花》（1935年）、張寒暉作詞作曲的《鬆花江上》（1936年）、冼星海的《救國軍歌》（1936年）等，都是流傳極廣的作品。30年代的抗日救亡歌詠，是中華民族曆史上規模最大的歌詠活動。眾多優秀的歌曲作品反映了全國人民同仇敵愾的心聲，激勵人民的鬥誌，把群眾性抗日歌詠活動不斷推向高潮。33.全麵抗戰爆發後的音樂活動“七七事變”、“八一三”事變，充分暴露日本帝國主義妄圖滅亡中國的野心，激起中國全民抗戰的熱潮。抗日救亡歌詠活動更加蓬勃發展。“哪裏有群眾，哪裏就有抗戰歌聲”，是當時群眾抗日歌詠活動的真實寫照。在武漢，有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冼星海、張曙等發動組織的抗戰歌詠熱潮；在“國統區”，有新音樂社聯絡、影響的新音樂運動的創作和理論探討；在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解放區，有1938年在延安成立的魯迅藝術學院音樂係和其它解放區類似的機構，有八路軍、新四軍等部隊中成立的綜合音樂、歌舞、戲曲的文藝工作團體，有農村劇社等群眾文藝組織，使群眾音樂運動有領導有組織地全麵開展起來。在創作方麵，有群眾歌曲，也有獨唱歌曲和合唱歌曲。如1937年麥新的《大刀進行曲》、賀綠汀的《遊擊隊之歌》、劉雪庵的《長城謠》、呂驥的《抗日軍政大學校歌》；1938年冼星海的《在太行山上》、張曙的《丈夫去當兵》、鄭律成的《延安頌》；1939年鄭律成的《八路軍大合唱》（包括《八路軍進行曲》在內）、何士德的《新四軍軍歌》、賀綠汀的《嘉陵江上》等等抗戰歌曲噴湧而出。抗戰爆發前後的幾年間，合唱作品大量產生，延安是抗戰中大型合唱作品誕生較多的地方。光未然詞、冼星海作曲的《黃河大合唱》（1939年），是代表我國現代合唱藝術的裏程碑式傑作。全曲由九個樂章組成，以詩朗誦和樂隊音樂加以貫穿。音樂通俗易懂、簡潔明快，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又體現宏偉的史詩性和交響性。作品生動有力地表達了中國人民抗戰到底的堅強意誌，歌頌了中華民族黃河一般深厚博大堅貞不屈的民族精神，因而不僅是中國人民最喜愛的大合唱，也是世界上最有影響的中國合唱作品。34.新歌劇的探索與發展二三十年代，已有一些作曲家嚐試創作中國的新歌劇。開始是模仿西洋歌劇形式，表現中國題材。如陳田鶴的歌劇《荊軻》（1937年寫，1940年上演）。在抗日救亡的浪潮中，一些小歌劇及“話劇加唱”形式也受到群眾歡迎。如田漢編劇、聶耳作曲的獨幕歌曲劇《揚子江暴風雨》（1934年），其中歌曲《碼頭工人歌》和《前進歌》等廣為傳唱。抗戰爆發後，魯藝演出了延安第一部歌劇作品《農村曲》（1938年），同年又演出冼星海的兩幕歌劇《軍民進行曲》。1939年延安成立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會，組織收集和研究民間歌舞、說唱、戲曲和器樂。後來影響很大的《東方紅》、《解放區的天》等等民歌就是經過專業音樂工作者整理、加工和推廣演唱的，同時對“平劇”（京劇）等舊戲曲音樂也進行了改革。1942年，延安掀起盛極一時的新秧歌運動。先後有《兄妹開荒》（安波作曲）、《夫妻識字》（馬可編劇編曲）等數十部秧歌劇上演。在此基礎上創作、演出了大型新歌劇《白毛女》（1945年4月上演，賀敬之等編劇，馬可、張魯等作曲）。《白毛女》深刻反映現實生活中尖銳的矛盾衝突，有意識地吸收采用民間音調，借鑒西方歌劇音樂性格化和戲劇化經驗加工處理，運用人物主調貫穿發展手法，使音樂形象塑造獲得成功。代表全劇主角、貫穿全劇的音樂主調《北風吹》，就是由河北民歌《小白菜》改變發展而來。《白毛女》的成功，推動新歌劇的創作熱情。短短幾年，先後有《劉胡蘭》（1948年，羅宗賢曲），《赤葉河》（梁寒光等曲）等數十部新歌劇問世。35.四十年代其它音樂創作在抗戰後期和解放戰爭時期，舒模詞曲的《你這個壞東西》（1942年）、宋揚詞曲的《古怪歌》（1945年）、孫慎的《民主是那樣》（1945年）等諷刺歌曲和揭露性的群眾歌曲廣泛流行。敘事說唱體裁的歌曲有趙元任的《老天爺》（1942年）、費克的《茶館小調》，（1944年）等。劉雪庵的《紅豆詞》（1943年）等則是這一時期抒情歌曲的優秀作品，在知識分子中風行一時。這一時期，西洋樂器音樂創作取得不少成績。如馬思聰的一些小提琴曲、譚小麟的室內樂作品、賀綠汀的小型管弦樂曲《晚會》、《森吉德瑪》。冼星海和江文也在交響樂的創作上傾注了較多心力。江文也的作品30年代就曾在國外獲獎，他的成名作《台灣舞曲》（1936年）是一首標題性幻想音詩。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完成的有《孔廟大成樂章》（1939年）及他的第一、第二交響樂等。40年代延安等地也出現管弦樂創作熱潮，產生了馬可的《陝北組曲》和瞿維的《秧歌舞曲》等作品。解放區的群眾歌曲作品很多，馬可的《咱們工人有力量》（1948年）、曹火星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等長期被演唱。劫夫的兒童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1942年），馬可的獨唱歌曲《南泥灣》（1944年）等也都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