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嵇康與《廣陵散》
魏末著名思想家、詩人嵇康（223—263年），字叔夜，譙國，金至（今宿縣西南）人，在魏任中散大夫，世稱 “嵇中散”。他博學多才，崇尚老莊，在家園的大樹下自己鍛煉、灌園，采藥山澤，彈瑟詠詩，與當時阮籍、山濤、向秀、阮鹹、王戎、劉伶關係友好，常遊於竹林，有“竹林七賢”之稱。嵇康也是一位傑出的音樂理論家和琴家。他的音樂理論集中在《聲無哀樂論》中。他在書中深入探討了音樂美學的各種問題，采用一問一答的辯難方式，寫出自己的主張。問難的秦客代表和他持不同主張的人，答難的東野主人就是他自己。他強調對音樂的領略、理解，因人而異；反對儒家正統以音樂的哀樂為借口隨便給音樂加上“亂世之音”、“亡國之音”的罪名；他認為“鄭聲”是美妙的，愛美是人的天性，因而人們迷戀“鄭聲”，不能指責為“淫邪”；音樂的“和”，不能隻在音樂中尋求答案，而應該立足於改良政治，政治清明，自然會產生“和”的音樂。嵇康擅長彈琴和琴曲的創作，傳世之作有《長清》、《短清》、《長側》、《短側》，被稱為“嵇氏四弄”。由於他始終獨立不羈，站在統治者的對立立場上，最終遭人陷害，被司馬政權處以死刑。他臨刑東市時，神色自若，並索琴彈奏《廣陵散》一曲。《廣陵散》是他彈得最絕妙的一首琴曲。傳說，一天深夜，嵇康在亭中撫琴自娛，忽聽得夜空中有人連聲叫好。一問，說是被殘害死的古琴演奏家，已死了數千年，因聽到嵇康奏琴音清聲和，心曠神怡，仿佛再生於世，不覺失聲叫好。嵇康就和他切磋琴藝，十分投機。鬼魂也借琴試彈數曲，其中精美絕倫的一首就是《廣陵散》。嵇康就向他學會了這首琴曲。天快亮的時候，鬼魂告別離去，在空中告誡嵇康，不得將此事泄漏，也不能教人彈此曲，這個神話般的故事很難說有什麼根據。但可以說明《廣陵散》一曲是相當高妙的。嵇康臨刑前當著三千名崇拜他的太學子弟彈奏此曲，將滿腔憤懣不平的怨情訴之琴端，如狂潮，如雷霆，令天地動容，滿場騷動。真是一曲《廣陵散》，催人腸萬斷！曲終，嵇康感慨地呼喊：“《廣陵散》於今絕矣！”實際上，《廣陵散》原是流傳在廣陵地區（今江蘇揚州一帶）與佛教有關的一首民間樂曲。又名《廣陵止息》，止息，佛教術語，意為吟、歎，故即“廣陵歎”、“廣陵吟”之意。在漢代已有琴曲《廣陵散》，但嵇康無疑是琴曲《廣陵散》進一步修訂、完善的一個人。《廣陵散》的內容曆來都認為與聶政刺韓王有關。這主要因為此曲表現的是，忄妻惻、悲憤的思想情緒，因 此曆來有人借此貶斥此曲“憤怒躁急”、“最不和平”，有所謂“臣淩君之象。”這無疑是那種儒家正統的說法。《廣陵散》作為一首我國音樂成長時期的產物，在結構布局、主題發展手法、調性調式安排，以及反映生活、塑造音樂形象的能力，都已達到相當的高度。而且，樂曲的氣魄深沉宏大，粗獷質樸，具有漢代其他藝術的共同特點。這無疑是中華音樂寶庫中的又一瑰寶。明刊本《神奇秘譜》中仍收有現今流傳的《廣陵散》琴曲，當然，是否嵇康演奏的原曲已無從稽考。但從風格到內容大致還是相同的。
五、《陽關三疊》
凡是對音樂略有興趣的人，都會熟悉《陽關三疊》這首千古絕唱：渭城朝雨清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這是一首多麼迷人的送朋遠行的離歌！詞新曲美，情深誼長，聽後真催人淚下。歌詞為唐代著名大詩人王維（701—761年）所作，原名《送元二使安西詩》，因詩有“陽關”、“渭城”兩個地名，故又被稱為《陽關曲》、《渭城曲》。曲式采用“三疊”結構，即歌詞被類似樂句反複疊唱的方式。北宋時詞人蘇軾曾提到當時此曲有三種唱法：一為原詩，每句唱兩遍，全曲連唱四次；一為每句唱三遍；一為第一句唱一遍，第二句唱兩遍，第三句配在第四樂句。因而詩人白居易《對酒詩》就有“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並自注：“第四聲，勸君更進一杯酒。”這正是指的第三種唱法。這種疊唱方式容易把音樂和詞的意境融合為一體，把詩人的感情表達得淋漓盡致，因而以《陽關三疊》聞名於世。歌詞以樸實無華的手筆寫了“柳色”、“客舍”，把人們帶到一個與朋友宴別的特定環境。這種極重朋友情誼的“相見時難別亦難”的情景，我們還可以從河南洛陽唐墓中出土的為唐朝人使用過的螺鈿花鏡中看到。鏡中的一對老朋友，品竹弄絲，飲酒浩歌，主賓因惜別而無言，萬端愁緒，隻能用酒和歌的形式來驅散。清酒一盞，包容著“故人”的千頭萬緒、千言萬語，一切哀怨、愁絲、煩惱、傷感都溶蝕在酒中，彷徨、惆悵的精神在酒與歌中找到了新的歸宿。《陽關三疊》的曲調不僅能與詩相媲美，而且把那種惜別之情升華到純淨、清虛的境界。離別是苦澀的、難舍的，而當人們聽到那平緩如歌的行板，時而低吟時而激越的旋律，卻又會身不由主地交融在這甜美的音樂之中。這就是音樂化腐朽為神奇的魅力。王維所以能有如此佳作，這與他兼詩人、畫家和音樂家於一身的才華密切相關。他很小就彈得一手好琵琶，曾在一年春天，被歧王扮成一個彈琵琶的伶人帶進宮去。他當眾演奏《鬱輪袍》一曲，得到大家讚賞。以後他還擔任過主管音樂的“太樂丞”職務。詩人原先隻是抒寫他自己對一位遠出從軍朋友的送別之情，但這種個人的別離情緒，在唐代當時戰爭頻繁的時代，是很多人都會遇到的，再加上《陽關三疊》的藝術魅力，很容易引起眾人的共鳴。這歌愈到後來，愈脫離了特定人物和環境的約束，而成為一般中國人民抒發別離情懷的普遍的寄托。它的標題和詞句也成為普遍的別離象征。因此，這首不朽之歌，被炎黃子孫代代傳唱，曆久不衰。《陽關三疊》的體裁和唱法，有好多種記載和譜本，也有多種樂譜傳世，但都是古琴曲譜。最主要的一種收在明代謝琳編的《太古遺音》裏。現在，除琴曲外，人們還用獨唱、領唱、大型合唱和民族器樂合奏等形式反複表演。盡管如此，總使人百聽不厭，流連忘返。
六、唐代大曲
隨著唐代經濟的繁榮發展，短小的曲子不能表現龐大、恢宏的藝術題材，於是出現了由若幹不同的曲子聯成的大型套曲，這就是著名的唐代大曲。它是在唐代民歌、曲子的基礎上，繼承了漢魏以來清樂大曲的傳統而發展的一種大型歌舞曲，簡稱“大曲”。唐朝統治者非常重視大曲。唐初就依照隋製在宮廷設置宴樂、清商、西涼、龜茲、疏勒、康國（今中亞撒馬爾罕）、安國（今中亞布哈拉）、扶南（柬埔寨）、高麗等“九部樂”；貞觀年間增加高昌一部，改為“十部樂”。唐玄宗時候，又根據表演方式，分為“立部伎”八部和“坐部伎”。“立部伎”是在室外表演，八部的節目不同，舞的人數少則六十人，多至一百八十人，視節目內容而定。“坐部伎”是在室內表演的，舞的人數較少，在三至十二人數目之間。“立部伎”有《安樂》、《太平樂》、《破陣樂》、《慶善樂》、《上元樂》、《聖壽樂》、《光聖樂》等八曲；“坐部伎”有《宴樂》、《長壽樂》、《天授樂》、《鳥歌萬歲樂》、《龍池樂》、《小破陣樂》等六曲。這些被稱為“胡部新聲”的音樂，十分受時人青睞。《胡騰》、《胡旋》就是社會上風靡一時的“胡部新聲”。唐蘇恩勖墓壁畫為我們展現了胡騰表演的豐采：寬敞的演出場地鋪陳著珍貴的黃綠地毯，中間一位高鼻深目的胡人，在龐大的樂隊伴奏下，正飛快地旋轉舞蹈。被用來宣傳佛教教義的大曲，又稱為法曲、法樂。不少寺院都培養了一批以奏樂歌舞為業的僧眾。唐初長安的清禪寺，水陸莊園，府庫充溢，當推長安寺院之首富。該寺就有二十個專學“鼓舞”的“淨人”。每逢節日，在佛前獻藝“供養”。由於該寺的表演技藝高超，勝過一般世俗水平，所以，每次演出都觀者如雲，熱鬧非凡。敦煌二二○窟北壁初唐“東方藥師淨土變”中的歌舞圖，以及一一二窟壁畫中的樂舞場麵，就是法曲表演的情景。當然，大曲主要以歌頌唐代開國偉業、描寫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等題材為主，代表作品《秦王破陣樂》就是描寫不到二十歲的秦王李世民率兵擊敗與突厥勾結的的叛亂分子劉武周的偉大功績。據說該曲原是唐軍中一些不知名的士兵所創作。李世民即位後，命令作曲家呂才重新編配曲調，魏徵、虞世南、褚亮、李百藥改寫歌辭，把舞者人數增加到一百二十人，並更名為《七德舞》，使其發展成為一部有三變（大段）、十二陣、五十二遍（曲）的大型歌舞曲。此曲表演時，“聲振百裏，動蕩山穀”，令人誌氣激昂，精神奮發。但中唐開始，由於國力強盛，社會富裕，朝廷縱情聲色，追求精仙的風氣日熾，也出現大量專供娛樂的珠光寶氣的嫵媚之作。如《胡旋》、《霓裳羽衣曲》等。中唐以後，國力漸衰，藩鎮割據嚴重，宮廷創作的大曲漸漸減少。各地的音樂創作卻有所發展，比較突出的作品有《南詔奉聖樂》和《蔥嶺西曲》，都是用南詔民間樂曲和西域河、湟一帶的流行樂曲改編創作。大曲通常由以樂器演奏為主的散板引子“散序”、抒情的慢板歌唱並配有舞蹈的“歌”（又稱“中序”），以及快速舞曲配有伴唱的“破”三部分組成。每一部分又由若幹疊（樂段）組成。至於曲式內部結構、節奏、速度等變化，比六朝時期的清樂大曲要複雜、豐富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