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魯穆公問子思》的問題
在《魯穆公問子思》中，子思主張“恒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這與《孝經》中主張諫諍的思想相一致。盡管如此，此篇不可能是子思所作。據《史記·六國年表》，魯穆公於公元前407年-公元前377年在位。此《魯穆公問子思》當作於魯穆公死後，即公元前377年以後。而子思大約生活在公元前483年-公元前402年，他在魯穆公死前約25年就去世了。子思生於孔子去世前數年，卒於魯穆公即位後數年。《史記·孔子世家》說子思“年六十二”，“六”當為“八”之誤；至於《孔叢子·抗誌》雲“子思居衛，魯穆公卒”，則純屬無稽之談。由於“魯穆公”是死後所加的諡號，因而竹書中的《魯穆公問子思》應作於魯穆公死後。既然子思在魯穆公死前25年就去世了，那麽很顯然，子思根本不可能知道“魯穆公”這一稱呼，這樣就完全排除了此篇為子思所作的可能。所以，此篇雖然與孔子之孫子思的思想一致，但其作者決非子思本人，應為子思後學。
5.《窮達以時》與《孟子》、《荀子》問題《窮達以時》應是稷下思孟學派的作品，與《孟子》思想相一致，對《荀子》有很大影響。此篇竹書所言百裏奚、孫叔敖之事亦見於《孟子》，文中窮達以時的思想與《孟子·公孫醜》所引的一段話相一致。《孟子·公孫醜》說：“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荀子·宥坐》曰：“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這明顯受到了窮達以時思想的影響。
《窮達以時》曰：“又天又人，天人又分，察天人之分而智所行矣。”這上承《易傳》，下啟《荀子·天論》。荀況是受到稷下思想的熏陶才形成了“明於天人之分”、“不與天爭職”的思想，並由此提出了“製天命而用之”的主張。
6.《五行》問題
《五行》與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五行篇》之經部大體相同，似早於帛書本。其中有“經”無“說”，故很可能“說”是後人所增，也可能是選作教材時被刪去了。
竹書中，當早於《五行》的《六德》已將“聖智”、“仁義”、“忠信”
並列，此《五行》中的仁、義、禮、智、聖五行乃是思孟後學對子思學派六德說、《禮運》五行說、孟子四端說的進一步發展和綜合發揮。其中的“五行”，首先是從《禮運》中的“五行”引申、發展出來的。《禮運》曰：“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又曰：“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對此，孔穎達《疏》說：
“五行之秀氣”也者，“秀”謂秀異。言人感五行秀異之氣，故有仁義禮知信，是“五行之秀氣”也。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是其氣也，“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是其性也。
孔《疏》無意中道出了新、舊五行之間的天、人關係，盡管他並不知道地下埋著《五行》而將“仁義禮智聖”說成“仁義禮知信”。
自然律派生出道德律，自然的五行產生出作為人的準則的五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