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捷克斯洛伐克采用過編製調查表的辦法，用來檢驗學生對外國和本國的認識水平以及青少年對其他國家人民的態度。他們擬定各種測驗題，借此查明不同年齡學生的道德觀念和道德品質的發展水平。例如，在關於五年級學生道德觀念的測驗題中出了幾道題目，第一道題要求學生回答品質好壞的問題；如愛衛生、講清潔(身體、衣裳)；堅毅精神(決心堅定和能堅持，有堅決為達到自己目標而行動的決心)；與此相反的品質則是：不愛衛生、不整潔(身體、衣服)，缺乏堅定精神(缺乏一貫性，工作缺乏堅持到底的精神)。
按照這一原則還提出其他一些與了解學生與他人相互關係所必需的品質有聯係的題目(與同學合群--孤僻，細心--不細心)，以及與反映學生對待工作、社會生活的態度(勤勉--懶惰)有關的題目。
測驗題的最後部分附有使用指南，說明應怎樣完成這些題目，如某些品質應當打分或突出表示，多次填寫，劃圈圈“○”，打上長方形“”等等。
波蘭教育家和心理學家采用等級表、調查表來測定兒童團體的結構及兒童對他人的態度。在評價個人的集體主義品質的等級表的豎欄內寫上品質的名稱(富有同情心、行為有分寸、真誠、穩健、心情開朗、過於自信、好妥協、愛挑剔、積極主動、守紀律、對公共事業負責)，在橫欄內寫上評分標準(很好、尚好、一般、差、很差)。在“理想和人生觀”調查表內，左邊欄內列舉問題類別：請仔細讀完下列各條，說出你認為哪條是對的，在下麵劃上著重線。在調查表的右邊欄內列舉揭示調查內容的問題(人應該善於安排自己的生活，他將怎樣度過一生，取決於他能否堅持這個計劃；人應該善於安排自己的生活，然而怎樣度過他的一生，不僅取決於他自己本身；生活並非總是按計劃行事，盡管如此，還是要善於安排生活；不必事先安排生活，生活中的事與計劃中的完全不一樣)。照此辦法還提出其他一些能確切說明青年理想的問題。
在美國，教育方麵的各種標準測定手段由心理學中心負責研究，而非標準性的“自選”測定方法則由從事這項工作的教師根據解決具體教育任務的需要進行研究。標準測定手段的內容大部分以弗洛依德學說對個性的解釋為依據。學校的實際工作者把這種測量手段主要用來了解個人的興趣和動機，對周圍現實的態度，以及研究個人適應社會的能力。
能使他產生很深印象的問題。測驗題中可以看到一係列諸如“未來是暗淡的”或者“生活--就是連遭失望”等等的說法。
在研究適應社會生活的細則裏，還可以看到這樣的問題：《在招待會或晚會上，你是否尋求與在場的顯要人物會麵？》。
當為改變兒童的品行而需在一年內對兒童作4-6次測驗時，可采用品行調查表。調查表的主要內容是對觀察對象作出判斷(在工作中鼓勵別人，尊重別人的勞動，感謝別人給予的援助等等。
由學生對自己的品行進行評定的等級表用得十分普遍，這時學生評定與別人合作的能力，在體育活動中表現出來的行為和勞動的習慣。
對這些測定學生道德修養水平的資料進行分析後可以看到，所有這些測定手段都不能看作是衡量個性發展的客觀標準。把社會主義國家使用的標準同美國的標準進行對比，我們就會確信，社會主義陣營的教育工作者研究的是個性總的、主要的、起主導作用的特征，是個人的政治傾向、高尚的道德理想，而美國的標準基本上是用於了解兒童行為中的一些無關緊要的小事，研究兒童一些低級情趣的意圖和動機。例如，有一份測驗題中集中提了下麵一批問題：打斷別人的談話；別的學生作報告時，你修指甲，梳頭發，在隊伍裏推擠，等等。
國外的有些方法試圖研究學生是如何掌握道德概念的，這些方法很值得重視。例如，在法國，采用專門調查表調查：你比較喜歡什麼，仁愛還是忠實？你會拋棄優點嗎，人為什麼要活著？憐憫--這是力量的標誌還是軟弱的標誌？對行為不好(不是有意的)的人進行指責是否公正？等等。
從上述材料可以看到，大陸各國的教育工作者都從自己的世界觀出發，力圖找到能測定學生道德修養水平的標準。在這一方麵雖說做了不少工作，但所做的一切還不能認為是十分客觀和準確地反映了學生道德修養水平的提高情況。然而，憑教育科學現有的關於衡量道德修養水平的標準的事例，足已能在此基礎上擬製出具體的方法去測定低、中、高年級學生的道德修養水平。
道德修養的發展包括在人的一般發展中，不應把它當作一般發展的附加特征，而應作為整體的一部分來研究，因為對這一發展過程中進展情況的描述，要依據顯示與測定方法而定。學生在各類活動和交往中，在行為和各種關係中表現出來的行動舉止，才是其道德修養發展的最顯著的標誌。這些進展的深刻過程或質的變化(需要、動機、興趣等等)，暫時還難以進行更準確的、客觀的研究和測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