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測量法同樣應當用於成熟的兒童集體中，這種工作應該是毫不勉強的，有分寸的，使學生不感到人們在研究他們。否則，不僅得不到客觀的材料，反而還會得到歪曲事實的材料。
研究學生的個性決不能“直統統地”、“單刀直入”，否則，會造成為進行這項工作而工作，有時簡直使學生感情上受到侮辱。
在兒童習慣於開誠布公地進行談話的地方，有充滿信任和尊重個性的場合采用高低分類法和社會測量法是卓有成效的。通常，在這些學校裏，高年級學生都自己寫自我鑒定或者作集體鑒定。
決定學生集體和各個學生的道德修養水平的客觀指標是對這些集體和各個學生在各種不同情況下表現出來的態度作出的鑒定。並且還應當考慮到通常顯而易見的那些外部特征和造成學生行為動機範疇的內部特征，還需要根據這些特征對學生在道德方麵的發展情況作出判斷。然而，僅限於研究在校學生的學習是不適當的。如能對本校畢業生以後的生活也作進一步研究，其成果要令人信服得多。
巴甫洛夫種植園學校通過教師與畢業生(共10期，1000人左右)的經常交往。通過在每年的會晤晚會上各人的工作情況彙報，通過共青團和工會組織對畢業生的行為和活動進行的觀察，對畢業生的生活進行研究，這項研究活動證實學校教育的成績很大：現實生活一再向男女青年提出各種任務，但是他們對在學校受教育年代所掌握的道德原則始終信守不渝。
綜上所述，不管測定學生道德修養水平的工作如何複雜，仍然不能局限於學生在校學習期間，而且必須運用一切可行的方法更深入地洞察每個人的道德本質，因為人的道德品質的形成過程貫穿於他整個一生。
（第三節）普通中學學生道德修養水平調查過程的領導
蘇維埃學校的道德教育過程不是自發形成的，而是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理論武裝起來的教導員通過自覺的、目的明確的活動而形成的。因此，對領導道德教育過程和調查道德修養水平工作的作風和性質起決定作用的方法論依據是列寧關於領導的學說。這個學說在蘇聯共產黨的黨綱和黨的二十五大的章程和總結報告裏獲得進一步的發展。把這種對道德教育過程的領導運用於蘇聯學校發展的現實條件，必能保證每個學生的個性在學習的初、中、高階段得以順利地發展。
對領導學校道德教育過程的實踐進行的分析表明，評價領導水平首先要看領導者對自己業務的熟悉程度，看他與學生和教師集體的聯係如何，他在對集體開展工作時運用先進方法的能力如何，他對教育革新家的經驗的借鑒和對教育科學成就利用得如何，在配合黨、團、工會組織的工作及時作出工作總結，調查學生的道德修養水平以及確定學校教育活動的遠景任務等方麵做得如何。
領導教師調查道德修養水平的工作特點是受學校類型及學校工作特點製約的。有時，校長較多地指導教導員對班級集體和對各個學生開展實際活動。這種活動有時以課堂討論、實習課、教育公開課、對有關調查道德修養水平問題的教育書籍進行有計劃的係統評論，以及教師同生產集體的代表和廣泛吸收學生家長參加的聯席會議等形式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