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驢，與騾馬等統稱為牲口，耳長，肢壯體固，頭部清秀，前些年是山區的主要力畜。
小時候，我家就養了一頭母驢。由於嚴禁它偷情，使得它一輩子無兒無女。平時，它被拉去馱運、耕種、拉碾。雨雪天，母親就給它戴上“驢捂眼”，讓我拿著一根木棒，看著毛驢推磨。這驢性難改，屢打屢犯，不長記性，盡管給它的嘴上按上了“籠頭”，也始終改不掉它偷吃的本性，還常發驢脾氣。不過，我家這頭母驢最耐折騰，不管是崎嶇的山道，還是陡峭的山坡，它都能勇往直前，是我們家的特殊成員。鄰居們誰要到遠處走親訪友，誰家蓋房要馱運磚瓦沙石，誰家要上場拉砘、上街拉碾，都要來我家借驢使用。因此，家裏時而還會得到酒肉、餑餑等實惠。那時，誰家養頭毛驢，在村裏就高人一等，說話也神氣。
我們村山多石頭多，出門就爬坡，早年的20多條山路，淨是驢道，連輛獨輪小車也難通過。所以人民公社化之後，各家的毛驢均被征調到生產隊裏，統一喂養使用。它春運土糞，夏馱小麥，秋載地瓜，冬運公糧，無所不幹。到了“文革時期”，各隊蓋起了驢棚，我家的母驢也被安排進了“集體宿舍”。每到夜晚和清早，幾十頭毛驢灰灰地叫著，好似奏著一曲曲不太悅耳的交響樂。若是母驢生了小驢，那可是隊裏的一大喜事，飼養員們會偷偷地家去拿苞米片片給母驢“坐月子”，偶爾被婆娘發現，吵了起來，隻要告知要拿去喂下崽的母驢，她就會轉怒為喜、積極支持了。當時，公社還為此編排了一個小呂劇，到各村巡回演出，挺感人的。
到了上世紀70年代初，村裏人開始劈山開道，大修村路、機耕路、小車路，許多驢活開始被小推車和拖拉機所代替。那時，我在沒有毛驢的果園隊幹活，運送土糞、莊稼、蘋果、桃子、李子等，全是膠輪小推車，時而也用村裏的拖拉機。漸漸地，毛驢的作用就不大了，其命運也就大不如以前了。有一天晚上，父親拿回家一包肉、骨、腸、肚等，一問，原來是隊裏把我家那頭老母驢給宰了。母親看著驢肉和驢骨等，心痛的直掉眼淚。接下來，隊裏的毛驢們每年都要被宰幾頭。改革開放後不久，村裏的毛驢們隨著生產隊的解體，也蕩然無存了。
進入80年代，我先後在回裏鎮黨委、福山區政府幹過秘書，下鄉進村的次數雖多，卻沒有見到毛驢的影子。大前年，我帶人到偏遠的張格莊鎮岔夼村講授大櫻桃栽管技術，午飯時詢問該村常書記：“過去你村毛驢最多，現在還有麼？”答：“如果你去年來，還能見到一頭，現今沒有了”。再到其他鎮街、村居打聽，眾口一詞地回答：沒有。說來也巧，不久，我就在門樓鎮紅門樓飯莊見到了一頭毛驢。原來，酒店為了招攬顧客，特意從外地買來一頭，讓它拉磨磨豆麵、苞米麵。酒店果然生意興隆。許多人來這裏，一是親眼目睹毛驢拉磨的場景，二是品嚐苞米片片和玉米粥。甭說，這裏的片片和粥，味道就是不一樣，特別地香甜。
俗話說，天上的龍肉，地上的驢肉。驢與牛、羊、豬等比較，其肉更為鮮美，賣價也高。其實，其他地方飼養毛驢的很多。象東北、西部地區等，許多農戶養了成百上千頭毛驢，賺了大錢，是當地發家致富的重要門路。我在西藏工作時，當地的毛驢很多，每群都有二三百頭。藏族人不吃驢肉，無人殺它。結果被一位在日喀則工作的海陽市幹部瞅上，辭職下海，做起了宰殺毛驢、販賣驢肉驢皮的生意，已成富翁了。同時，西藏的野驢最為英俊，奔跑起來，矯健又灑脫，柔韌而醒目，在草原上隨處可見，有著強大的種群優勢。我們煙台市區雖然很少有驢，但市區內的驢肉包子鋪、驢肉火燒店卻不鮮見，照樣有口福。
看來，毛驢們也要更新觀念，與時俱進。它們隻有在人類的幫助下，改變其馱運、拉碾等角色，充當豬的身份，雜交出更優秀的後代，才能世代繁衍。同時，我也堅信，咱當地人也會充分利用豐富的草資源，讓毛驢飼養業紅紅火火地發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