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識經濟時代，勞動者的素質和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知識勞動者與傳統的產業工人有著巨大的差異。所謂知識勞動者，主要是指從事知識、信息收集、處理、加工和傳遞工作的勞動者。另外在知識經濟時代，科學技術的不斷更新，將改變“文盲”這一概念的傳統內涵，“文盲”一詞將不再單純是指沒有文化知識的人，而是指不能繼續學習，不能更新自己的知識和技能的人。因此，基於這個意義，知識經濟又被稱為“學習經濟”。
其次是全球化下的國際激烈競爭。20世紀，人類經曆過慘烈的兩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又進入冷戰時期。“冷戰”結束後，被“冷戰”長期掩蓋的國與國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以及宗教團體之間長期潛在的矛盾、衝突日益突現出來，國際的競爭空前激烈。美國的霸權主義削弱了聯合國與其他國際組織的權威和本應發揮的作用；美國等西方國家打著“人權”的幌子粗暴踐踏他國主權；信息技術發達國家的信息霸權在經濟、軍事以及文化方麵對其他國家的控製、滲透，都使和平與發展不斷麵臨著新的不確定性。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全球一體化的趨勢更加明顯。因此，當前的國際競爭則主要體現為綜合國力的競爭，具體表現為經濟實力、國防實力和民族凝聚力的競爭。要在全球化的進程中保持領先的優勢，就必須具備人才的優勢，進而表現為教育的強大。
最後是人類經過工業革命的快速發展，生存和發展麵臨著諸如生態環境的惡化、自然資源的短缺、人口迅速膨脹等一係列重大問題。科學技術本身是一把雙刃劍，它既造福於人類，同時也給人類帶來了災難。目前人類所麵臨的困境實際上就是人類自身在善良動機下濫用技術的“副產品”。除了人與自然和諧關係被破壞之外，由於工具理性對價值理性的長期壓製，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困境還表現為人的精神力量、道德力量的削弱和喪失，這恰恰是任何現代科學技術或物質力量都無能為力的事情。正是由於對這些問題產生了深刻的認識，人們逐漸開始對工業化以來的社會發展模式進行了反思，並從20世紀70年代起，提出了協調發展模式、文化價值重構模式等各種新的發展模式。1980年，聯合國大會首次提出“可持續發展”的概念。1992年在裏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包括我國在內的180多個國家和70多個國際組織的代表們共同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新戰略和新觀念。總之，為了人類的生存和可持續發展，在21世紀，除了必須對人類既往的所作所為進行客觀的評價之外，還必須妥善處理好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間的關係問題。
相對於過去在經濟發展、國力增強等方麵的發展主要依賴於自然資源或物資力量的時代，具有高度科學文化素養和人文素養的人，對於21世紀人類發展具有越來越關鍵的意義。所謂具有高度科學文化素養和人文素養的人，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要掌握基本的學習工具，即閱讀、書寫、口頭表達、計算和問題解決；二是要具備基本的知識、技能以及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隻有這樣，才能具有能夠生存下來、良好地開展工作和生活、改善自己的生活質量、充分發展自己的能力。也隻有這樣才能積極參與到社會的發展中去，並具備終身學習的能力。
二、課程改革是我國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
中國具有悠久曆史和古老的文明，對人類文明的發展做出過不可磨滅的偉大貢獻。然而，從鴉片戰爭開始，種種原因致使我國的發展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在我們中華民族複興的今天，綜合國力要有巨大的提升就必須依托強大的教育，隻有教育發達了，我們國家才能真正變得富強。而我國的教育體製和教育教學相對於西方發達國家來說，還是比較落後的，因此我們必須要奮起直追才能趕上時代的步伐。
知識經濟，既向我們了提出嚴峻挑戰的同時，也向我們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如果能夠抓住人類生產方式轉變這一曆史性的機遇並加以充分利用，我們就可以盡快地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甚至超越他們。19世紀中期，在幕府統治下的日本，其基本國情就與我國清朝政府的命運相類似。1868年“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抓住了19世紀後半期產業革命的機遇，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躍成為現代工業強國。其他如德國、意大利、俄羅斯等所謂“後發型國家”，在19世紀後半期的迅速崛起，都是與當時正在進行的產業革命密切相關。這充分說明，生產方式的變革可以促進國家跨越式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