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西方的知識心理傾向則是激烈進取性的。西方文化始終用“理性認知”來建構人的本質。這種人格建立在對於物理實在的一種心理態度之上，即：世界是可以認識的，認識是不可窮盡的、無限發展的。這可以追溯到亞裏士多德。“他堅持相信世界是永恒的，並把它看作既有的巨大存在，他以自己的思想去分析它。他同時又是一位強有力的科學組織者”。愛因斯坦更是發出了明確的現代回響：“相信世界在本質上是有秩序的和可認識的這一信念，是一切科學工作的基礎”。世界“在我們麵前就像一個偉大而永恒的“科學的現狀是不可能具有終極意義的”。現代西方科學哲學的中心人物波普爾把科學及其進步的根本精神表證為“批判”，這種批判在於“否證”舊的理論，通過大膽猜想創造新的理論。這可以說把西方知識心理傾向發揮到極致。
那麼，中國傳統的“好古”、“從古”的知識心理傾向對於現代科學就一無積極意義可言了麼？且不說庫恩以其強調繼承的“常態科學”修正了波普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實用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哲學主要人物費耶阿本德表明，即使科學革命，其本質上亦是“後向運動時期”，“科學史上的一個新時期開始於一種向後運動，它把我們帶回到理論上較含混、經驗較少的較早階段。這種向後運動不止是一個偶然事件，它還有確定的作用；如果想搞垮現狀，那它就是必不可少的”。
2·知識的性質知識是關於世界的。
對世界或存在的觀念決定著知識的性質。
中國傳統哲學的觀點是“天人合一”，同時這“天”又是一元的，即並不劃分為本質和現象兩界。這個總前提決定了，中國傳統文化孕育的知識觀引導人獲知的是經驗性質的知識。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禮記·大學》)朱熹對此作了很好的說明：“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容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大學章句》)“天”就是“物”的世界，天人合一，因此物“理”也存在於人心之中，這在人的“理”即知識，而它是“物”的“理”，所以是經驗的；也正因為是經驗的，所以“致知”在於“格物”，即“即物”。知識的性質決定著“人心”的運作。對“人心運作”的表達是邏輯。中國傳統文化的經驗知識觀同樣反映在邏輯上。中國古代邏輯的最高成就是“墨辨”。它表明，思維通過辨明事物現象和經驗上的同異進行推理，所以這種推理並不具普遍必然性，這樣。經驗知識就不構成邏輯嚴整的體係。
中國古代科學鮮明地表現出這種特征。這可以從三方麵加以說明。
首先，中國古代科學基本上提供經驗的知識，同時重視實用。
《九章算術》的九個章名“方田、粟米、裹分、少廣、商功、均輸、盈不足、方程、勾股”很說明這一點。其次，中國古代科學基本上包含在技術之中。例如，中國古代力學知識基本上包含在器物製造、建築、造橋等技術之中。最後，中國古代科學不講究知識的理論體係，前後知識之間也不注重邏輯的聯係。
西方的認識論建立在明確的本體論基礎之上。這種本體論把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分離開來，又把客觀實在分成本質和現象兩界。這種柏拉圖主義二元論為認識建構了對象。
西方認識論主張獲取關於本質世界的理論知識，即所謂“原理”。一言以蔽之，柏拉圖主義也即西方哲學乃至文化的靈魂在某種意義上可以概括為對原理的關懷。
這種知識性質反映到“人心運作”上來，也就產生了亞裏士多德的形式邏輯。這種“人心運作”機製可以表述為“概念-邏輯”。概念是事物類本質的思維複現。邏輯是從概念作為事物類本質的知識來把握個別事物之現象的思維行程。概念是類和本質，個別事物是類的分子(成員)，其現象是本質的現象，所以兩者之間有必然聯係，它由邏輯推理規則加以程式化。
西方科學從這個知識論觀點來看就在於提出以概念為內核的原理，用原理來解釋和預言科學事實(自然現象)，同時又追求把理論知識建構成邏輯體係。
然而，從現象學開始，出現了反柏拉圖主義的傾向，尤其是當今活躍的新實用主義和解構主義的後現代主義哲學思潮提出所謂“反基礎主義”，反對本質-現象二元論，反對本質主義，主張把本質還原到現象本身。現代物理學中有一種量子理論主張所謂“現象實在論”，就反映了這種哲學思潮。事實上，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獨步於當時世界的輝煌成就不就證明了：經驗知識不隻是一種知識性質和形態，而且是知識存在的必要方式和知識增長的重要機製與動力。
3·知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