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的成名作《永別了武器》，主人公是個戰場逃兵。小說的高潮，是一次世界大戰時，意大利軍隊在卡波雷托大潰退。主人公“我”千辛萬苦和同伴一起逃回自己人方麵，卻撞進軍法憲兵的攔截線：士兵被趕去重組部隊，軍官全部槍斃。行刑之前，一個個在“軍事法庭”走過場：
“就是你這樣的人叛變，我們才丟了勝利果實！”審判官說。
“你經曆過退卻嗎？”這個軍官反問。
“意大利永遠不應當退卻！”
“那就趕快開槍，別再問這種呆瓜問題了！”
但是主人公動作比子彈快，跳河逃脫了，讓小說寫得下去，再來一番生離死別。海明威的這部半自傳小說(他本人在意大利前線受了傷，但是他的任務隻是分巧克力)，並沒有損害他一心打造的“硬漢子”形象——這種糊塗戰爭，不逃白不逃。
可見讀者也認為，人生總有不得不逃跑的時候。
英格蘭的幾乎每個小鎮，都有一個設計各異的陣亡將士紀念碑，上麵刻了一次世界大戰與二次世界大戰本鎮犧牲官兵的名字。最近，有些人發起運動，要求刻上“漏掉的名字”，即作為逃兵被槍決的那些人。理由是：很多所謂逃兵，有不得不逃的原因：醫學界都認為“炮彈休克”（shell shock)的的確確是一種神經創傷，不是貪生怕死的推諉。這些人需要的是治療，像其他受傷的士兵一樣。
這麼一說，逃兵隻不過是傷員，無須槍斃。女作家帕特·巴克(Pat Barker)卻認為不是如此簡單，1996年獲得布克獎的《再生》三部曲（《再生》1991，《隔門有眼》1993，《鬼途》1995）是一部真人真事混合想象的傑作。著名的心理學家裏法斯（William Rivers）在一次大戰期間創造了“戰地心理治療”這門學科。在愛丁堡附近的軍人醫院，他先後治療過從索姆河泥濘的戰壕裏撤下來的一些軍官，包括詩人薩鬆（Siegrfried Sassoon)和歐文(Wilfred Owen)。
其實裏法斯的病人中，薩鬆是唯一毫無“炮彈休克”症狀的。這位詩人是個神經堅強的戰士，獲得過勇武勳章。他公開宣布不願意繼續作戰，這場屠殺已經毫無理智可言，但是把他送上軍事法庭，影響太糟，於是英軍宣布他“神經不健全”，送到裏法斯的醫院來“治療”。
《再生》寫的是沒有槍炮聲的戰場，兩個思想敏銳者的鬥爭。像這樣的故事，能寫成小說，要有傑出的敘述才能。2001年該小說改編成電影，導演麥金農（Gillie MacKinnon)有敢於接受挑戰的勇氣。
在我看來，恢複了逃兵名譽的，是最好的藥物——距離。
海明威的逃兵主人公，本來就是一個美國青年誌願到意大利參戰，哪怕逃了也是硬漢，這本不是美國人的戰爭，有民族距離；薩鬆早就不被視為逃兵，因為他是有才華的詩人，讓詩人在戰壕的泥濘中腐爛，是不道德的，這是才華距離；美國詩人龐德為墨索裏尼作反美宣傳，1946年麵臨叛國審訊，卻被國會圖書館授予伯林根詩歌獎，這是名聲距離；至於英軍90年前軍法槍斃的近四百普通“逃兵”，現在有人提出他們的名字不應當依然浸泡在恥辱裏，這是時間距離。
有時，需要這四種距離同時起作用。例如周作人在80年代名聲大振，又例如胡蘭成最近大受文學界激賞；蘇青、梅娘這樣的作家，也成為大學教授和他們的博士生研究對象；至於曾國藩成為治國能臣，李鴻章成為愛國人士，距離看來真是一把萬能的放大鏡——指到哪裏就放大到哪裏，局部放大後，對比度，邊界線，自然模糊。
我這不是指責國人健忘——明顯洋人使用距離放大鏡，比我們慷慨得多。
沒有這幾種距離，逃兵殺無赦，死不足惜，而且遺臭“萬年”。要證明這一點，太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