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爾蘭禁止打胎，每年有不少愛爾蘭女子，到歐洲其他國家做打胎旅行，也算是特色旅遊的一種。但是近年大行其道的，還有更嚴重的“死亡旅遊”。
英國人要安樂死，往往旅遊荷蘭。麥克尤恩（Ian McEwan)的小說《阿姆斯特丹》，寫一個作曲家和一個報紙主編，本是多年好友，他們遇到中年危機，覺得人生太痛苦，於是他們決定到允許安樂死的荷蘭做死亡之旅。在旅途上，兩人卻反目成仇，互相下毒，謀殺了對方。不過這也正符合“安樂死”的法律定義：“協助自殺”，所以警方無法追究。
自殺在任何國家都不犯法，因為“凶手”已經自判死刑，或死緩——如果自殺未遂。問題是，安樂死不是自殺，是“按請求協助自殺”。死者往往是體力上無法自殺，或缺乏勇氣對自己下手，但是偏偏又不想活，所以要醫生或親友幫助。大部分國家，法律追究這個協助者，視之為殺人犯。甚至，對明知故犯，護送親人到荷蘭或瑞士安樂死的人，也要追究。於是麥克尤恩小說的兩個主人公互相毒死，雖然最後的動機已經是殺人，法律要追究，也無處著手。
奧爾巴赫的名著《模仿》（Mimesis），對人類的“藝術性”模仿衝動做了精湛的論述，我至今沒有見到哪本書把所謂“現實主義”解析得那麼漂亮。據說靈長類都會模仿，但是隻有人能虛構出一個世界，而且，在亞裏士多德看來，虛構比現實更真實，因為更有可能。既然生而有如此才具，不讓人模仿，就是非人性了。
當然最熱衷於模仿的是作家，作家是人中的猴精，有點像村上春樹筆下的夜半蜘蛛猴，把模仿進行到底，仿不驚人死不休。至於究竟是小說現實主義地模仿生活，還是生活浪漫主義地模仿小說，還是生活犬儒主義地模仿生活，我看很難區別。
1996年12月7日，芝加哥街上，路人驚駭地看到一棟樓14層窗口一個人頭頸吊著繩子，在寒風中晃悠。那是43歲的犯罪小說家伊其·尤金（Izzi Eugene），褲袋裏裝著三張磁卡，磁卡裏是尤金剛殺青的長篇，長達800頁。小說的主人公在冬天某夜受到右翼秘密組織襲擊，此人預先有防範：身穿避彈衣，手指上套著打鬥用鐵指節，腰裏有槍還有催淚彈，他被套上絞索推出窗外，卻從吊繩倒攀上去，從窗口發動反擊，一舉殲滅匪徒。
這也就是吊死在那裏的尤金全套奇異裝束。而尤金的朋友也說，在出事前，他曾經給他們看右翼組織的“死刑恐嚇信”。
尤金的死亡，沒有一一模仿小說的地方，是反閂的門，完全沒有被強行打開的痕跡，暗殺者如何進門？隻有兩種可能性，一是尤金先生有意安排一個戲劇性的自殺。更大的可能，是想測試一下自己小說的可信度，自己演出一遍。等到發現自己沒有他小說中人物那麼強的臂力，無法沿繩攀回窗內，悔之晚矣。警方至今未能結案：究竟尤金是有意自殺，還是模仿太頂真“失手”。
這是模仿英雄，也有模仿死囚。歐洲沒有死刑，人都說死罪犯在歐洲，算是大幸。照顧周到，每個犯人一年要花掉納稅人一萬多英鎊，相當一個勞力一年的工資。監牢裏各人單間，有書架有電視，還有不鏽鋼的馬桶。因為房間有意做得不隔音，因此電視啞聲，必須戴耳機。有些長期罪犯漸漸明白生不如死，羨慕美國犯人有資格坐電椅。他們看美國電影，發現坐在馬桶上，拆破耳機，就是一套現成的電椅。電壓不夠高，但堅持到底也能弄死自己，於是監獄裏出現一波模仿性自殺。
網絡出現之後，世界上的虛構實踐狂，有了新的套路。昔日英國作家斯蒂文斯在《新天方夜譚》中描寫的倫敦“自殺俱樂部”，居然成為現實。德國某家庭主婦，芳齡35，忽然失蹤，多日後，屍體發現在千裏外的荒野草叢，刑警部門在該女士電腦中發現刪除的電子郵件。原來此女一年多來，一直與遠方某網迷男士通信，討論犯罪小說中常見的奸殺，討論其中想當然的“快感”，最後約好某晚在某公路某處付諸實踐，玩到斷氣才痛快。這個忠誠到底的網友，當然到監獄去度餘生。
近讀李洱的《花腔》，很為作者的曆史執著所感動。
了解到一點現代史的讀者，馬上明白小說的主人公葛任，是以瞿秋白為原型。如此明顯的“模仿”，很可能成為敗筆，但是作者用了個回馬槍，直截了當說主人公是瞿秋白的密友，昔日秋白的命運，將降臨到他身上。此主人公甚至比瞿秋白還要想得透徹，讓他逃走他不走，情願一死了之。執行槍殺的國民黨將官也說，他做的事，類同當年宋希濂執行蔣介石槍決密令，宋希濂在新中國成立後當政協常委，他也能當。這是李洱的妙筆高招：說清了是模仿死亡，請看活者諸般花腔。
是否死亡模仿也有中西之分，如果僅從上麵說的例子來判斷，未免以偏概全，但是差別好像有：西方的死亡模仿者，苦於生活不如死亡好玩；而中國的死亡模仿者，是因為“齊生死”，生死一樣不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