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10日，倫敦南郊，照例多雲。
接《萬象》來信，要求十多位寫散文的朋友，記一下自己生平中有意義的5月10日。
這個日期正是不才的生日！我以為主編陸灝兄是有意拿我開心，不是，他就是像彩票滾球一樣隨機地選中了5月10日。
所以這是上蒼有靈，讓我記一記自己的生日。因為我從小記不起生日，萬一記起，必裝作忘記。這次竟然被《萬象》陸灝兄拎出示眾，悚然。隻能說一下得此怪病的原因。
1958年，15有誌於學，才明白：原來5月10日不是任何人的節日。母親早已經戴上“右派”帽子，一直在鄉下養豬。這天趕回來，看見我走近就嚷起來：“走開。走開。不要靠近。”她轉頭就去用涼水洗澡，洗衣服。一個月回來一次，總要用肥皂洗刷剔刮豬糞臭直到天黑。不過再幹淨也隻能維持一天，連兒子生日都能忘記，要改造也難。
1973年，30歲的今日，想起孔老夫子的叮囑，就從煤礦井底出來，趕了一天一夜車，到江蘇省人事局，希望讓我到化肥廠翻譯進口機械說明書。坐等半天，獲大學校友現某級幹部接見。聽我囉唆好一陣報國之誌，他站起來把煙頭扔進痰盂，走出門，丟下一句話：“你報國？你非要國家用你不可，你是想國家報你！”悶頭一棍走出門，當時心裏覺得實在冤枉，歸路上卻想通了：三十立與不立，最不必操心就是我本人。
1983年，四十卻大惑。剛從美國做訪問學者歸來，遇到社科院第一次招博士生，說是要慎之又慎。所裏隻有卞之琳李健吾二位先生各招一名。李先生臨考辭世，僅我一人。正當“清汙”，鄧力群院長要求所有考上的新生心不旁騖“補學”一年馬列。那一頭伯克利加州大學願意提供助研金，但是比較文學係要求讀一年半拉丁。正彷徨無主，不知到哪邊去讀“必修”，施鹹榮師鐵定一口：“哪個學位都是假的，不讀！”我心裏明白他的勸告是對的。不過若聽了他的，是否今日還得做高齡童生去考博？
1993年，那天是在北大一次堂而皇之的國際會議上。我朝全場發問，中文一遍英文一遍：“你們說後現代已蕩平俗雅之分，大家歡歡喜喜都是後現代。那麼，如果我要編一本《後現代詩選》，請教：收誰不收誰？”滿座中西世界級權威，高鼻子矮鼻子，竟然沒有一人不裝作沒有聽到我的問題。天命雲乎哉？
2003年，到六十真是耳順了，什麼話都聽得。有意回社科院工作，打電話給某同學現領導，他聽了我簡單之極的要求，回答也極其簡明扼要： “你怎麼弄到我的電話號碼的？不就是你在國外的合同到期了？”言有盡而意無窮，我隻能自認不知趣。某大家說：弄批評的寫小說無非是想證明並非寫不成小說才弄批評，這話繞口得妙。
幸虧孔老先生建議十年衡量一次自己，今年躲過。而且越老要求越低，下一輪或許能及格。不過《萬象》已上當一次，以後不會提醒我，多半又是忘記。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