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後，半個世紀以來，此清唱劇在全世界盛演不衰。而演出成功的程度，幾乎總是與聽眾受命運的折磨成正比。1946年此曲在被轟炸敉平的漢堡演出，全場聽眾淚如雨下；1947年在荷蘭阿納姆演出。二次大戰時，為搶占此地河橋，盟軍與本地居民都犧牲慘重。在尚待重建的廢墟之城，台上台下情緒交織一片；1984年在東京演出，掌聲雷動，指揮山口把梯佩特領上舞台謝幕時，滿麵是淚，原來他本人是廣島原爆的幸存者，隻是當日去鄉下訪親，才沒有與全家死在一處；1985年在巴西演出，聽眾把主人公看成當時剛揭發出來的被迫為妓被虐殺的流浪兒童；1986年英國演出，感動的醫生要求把劇詞題獻給被社會偏見隔絕的艾滋病人；而1981年在亞特蘭大演出，梯佩特親自指揮，聽眾中的黑人立即聽出了其中的靈曲，而且聽出此曲是在描述南方黑人的世代苦難，演出自發地變成了全場激動的合唱：“下山吧，摩西！”
20世紀，被曆史學家霍斯鮑姆眼光極準地命名為“極端世紀”，充滿了各種曆史最高的殺人記錄：走極端的所謂“主義”，毫無良心顧忌地滅絕“某一種人”，而這些屠夫總能找到替罪羊作為行凶“根據”。1914年，一個塞爾維亞青年加夫裏羅·普林其普（Gavrilo Princip)推開薩拉熱窩的警察，刺殺了奧匈帝國王儲。這個農家子，民族壓迫使他忍無可忍，他的手點燃了全歐洲的血腥暴戾。後世的曆史學家發現，這是曆史不可避免的破裂，沒有這個少年仇恨的手指，曆史或許不會從那一點裂開而已。
這些臉色蒼白，被激情燎燒得身心幹枯的少年，20世紀的這些孩子，隻是不幸落入了曆史的巨大悲劇之中。梯佩特為他們的悲劇呼號，他並不責怪這些孩子，他們的“極端行為”，是人類大規模惡行預行設置的陷阱。以善抗惡，無異縱容，但是猖獗的惡魔早就獰笑地等著某個人來以惡抗惡，全套宣傳機器就可啟動。
我們能指責這些孩子不夠耐心？不夠睿智？在邪惡的風暴襲來時，孤立無助的個人，被社會拋棄在外，他們隻能聽見自己的血液沸騰的聲音。如果他是個少年，一個自我保護能力弱而道義感強的人，他的悲慘命運幾乎無可避免。
我們時代的中國孩子，難道還少嗎？遇羅克嚐試用論爭、用參與，抵抗正在使用一切暴力，並且有無數信徒讚美著暴力的大罪惡。這個臉色蒼白的孩子，被卑劣而膽怯地槍殺在刑場。後來又有一些少年用憤怒、用對抗，來抗擊罪惡，固然他們的做法並不明智，明智了他們就不再是孩子。我們看到他們蒼白的臉消失在黑暗之中。一時間，他們似乎真的被忘卻了，曆史的一頁似乎真的被合攏了。
梯佩特不同意，他用音樂召喚他們的靈魂。
“我的孩子，我做了什麼使你如此？”女聲領唱代悔恨的母親問。
兒子的回答卻是：“漸漸地，漸漸地，我會放下重荷。”
合唱隊問：“難道被拋棄者就不會有人為他們複仇？”
領唱者回答：“時間的子宮中會產生痊愈。”
這些使艾略特擲筆的詞，似乎答非所問。我想，梯佩特是在說：隻有人類的夢想，以及堅持這種夢想的頑強精神，能對抗曆史不厭其煩重複的大罪惡。在劫固然難逃，業緣卻來自我們每個人的累積。仇恨，作為一種危險的內心暗傷，終將漸漸與光明融合。用這種精神回顧，這些少年個人的悲劇，就漸漸不再是仇恨的一部分，而成為人類走出暴力迷宮的一個路標。
而沿著這一係列路標，最終——不管這最終在何年何月來到——人類將渡過深深的河，走出暴力與苦難的輪回。命定的悲劇會得到救贖。